以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起飞为开端的英国产业革命，是“比任何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革命’”。①是“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②然而，迄今为止，英国产业革命起源的研究一直侧重于它的政治前提和经济前提。实践表明，这些方面的研究越是深入，越证明仅仅用政治和经济因素来解释英国首先实现经济起飞是不充分的。
    近二十年来，英国社会史、经济史、地方史和城市史研究的迅速发展，以及历史学对社会学、人口学、统计学、经济学等现代研究方法的应用，使我们有可能，也有必要从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即剖析英国工业化前夕社会结构中诸因素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来寻找英国产业革命起源的完整解释。从社会结构方面研究英国经济起飞，有助于揭示西方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普遍规律及其特殊表现形式，这不仅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经济起飞的社会前提
    英国经济起飞不同于后来西方各国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它不是由国家运用政治权力组织和推动的。它是无意向性的社会经济现象，是靠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在克服重重阻力中实现的。
    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英国商业资产阶级的影响虽然越来越大，但中央权力集团依然以土地贵族为核心，他们垄断了议会，所颁布的经济立法连同残留的中世纪行会法规和商业垄断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工业经济的发展。在重商主义经济体制下，亚当·斯密鼓吹反对国家干涉经济活动的放任主义，不可能立即转化为国家经济政策，致使通过资本原始积累而聚积的大量资金主要流向土地、房屋建筑和挥霍消耗，难以转化为工业资本。“南海泡法案”③禁止公开筹集资本，限定私立银行合伙人在六人以下；“高利贷法”限定私人贷款利息在5％以下， 国债利息却不受此限，造成社会游动资金向国债方向流动，也不利于工业资本的形成。此外，国家财政支出的最大一项是支付国债利息，占40％弱，为此而大幅度增收的间接税，达岁入的2／3以上，而土地税却从35％下降到17％。④就是说，国家通过赋税制度和国债制度每年抽走了大量的潜在工业资本。在金融制度上，英国虽然是最先进的，但英格兰银行和伦敦西区银行拒绝经营工业贷款。有些私立银行虽然向工业贷款，但期限很短（最长九十天），加上铸币不足，影响货币流通。结果，工业资本只有20％来自商业渠道（其中4-8％来自奴隶贸易），⑤9％来自银行贷款，⑥其余的71％要靠企业家克服阻力通过其他方法自行筹集。以上事实充分证明，由土地贵族和商业资产阶级掌握的国家政权不是推动英国经济起飞的政治杠杆。
    在经济方面，英国经济起飞的起点也并不高于欧洲大陆各国。英国并不象过去所认为的那样把法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1716-1788年，法国外贸总额增长三倍，⑦英国增长二点四倍；⑧1701-1790年，法国农业总产值增长60％，年平均增长率为0.6％，⑨英国分别为35％和0.4％；⑩同期，法国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91％，（11）英国的工商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17％；（12）若以1700年国民总收入指数为一百，1790年代法国已上升到二百六十，（13）而英国为一百九十。（14）以上数据证明，法国经济发展速度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曾一度赶上和超过英国，而且保有较大的增长势头。何况从自然条件来看，英国经济起飞还是发生在一个严格说来不具备工业大国条件的岛国上。
    那么，为什么英国的经济起飞比法国等大陆国家提早了近半个世纪呢？
    “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辩的色彩”。（15）马克思的这段话启示了研究的新方向，即必须从英国的不同于欧洲大陆国家的独特的社会结构中解开英国所以首先实现经济起飞之谜。也就是说，把研究重点转向剖析“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而这种在“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16）
    马克思说：“英国是从十六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而在十八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17）在商品货币经济较早发展和资本原始积累加速进行的背景下，英国社会结构带上了不同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特征。
    英国社会结构的最基本特征是形成了以土地贵族--中产阶级--工资劳动者为主体的三层式的社会。（18）雇佣剥削关系已成为阶级关系的主要内容。相反，欧洲大陆国家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双层式的。一端是少数土地贵族，另一端是大量的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农民（或农奴）。在这样的双层式社会结构中，贵族的身份和特权，农民的依附关系和义务，都有法律条文作明确的规定。各个阶级和阶层都严格地处在等级社会各自的阶梯上，处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封闭状态中。任何逾越身份的行为，不论贵族还是农民，都要受到法律、教规或习俗的严厉惩罚。而英国三层式的社会结构的突出特点正是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各个阶级或阶层之间缺乏明确的界线，往往出现重叠。例如乡绅（Gentry），在欧洲大陆国家中没有这样一个相应的社会阶层，它的成分既有贵族的后裔，也有富裕的商人、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甚至包括自耕农的后代，成为贵族和中产阶级之间的交叠处。在乡绅之下的社会阶梯上，各层次之间的界线就更加模糊了。因为在那个时代，商业和制造业，制造业和农业并没有截然分开。尤其在农村中，圈占土地、租佃农场、农村作坊、家庭手工业、矿井和高炉，还有活跃的土地市场和抵押市场，都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使社会流动受到的阻力较小。
    社会流动包括社会地位的垂直流动和地理、职业的水平流动。垂直流动的主要渠道是学徒制。英国一些最富裕的商人和企业家（如威廉·柯斯特沃思和罗伯特·达林），往往是经学徒而为业主，并取得骑士和贵族的封号，进入议会。垂直流动的另一途径是商业冒险、金融投机、海外掠夺和奴隶贸易。“英国普通私人银行业之父”和“英国证券交易业之父”（19）柴尔德和荷尔斯，伯明翰的工厂巨头加尔伯特和陶瓷大王威治伍德，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仅1744年，就有十四名这样的暴发户（称“纳帕布”）进入议会，组成很有权势的集团。（20）在手工业生产部门中，掌握原料分配和产品销售的商人上升为企业主的机会较多，而在以里兹为中心的西赖丁呢绒业地区，企业主往往是由掌握最后工序的独立工匠转变而来的。当然，社会的垂直流动并不都是向上的。乡绅和商人的破产，自耕农沦为雇工，以致靠济贫费生活的现象也是大量存在的。（21）
    社会的地区流动主要是由圈地运动造成的，地区的工资差别也是这种流动的原因。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威尔士和爱尔兰的人口向伦敦、北部工业地区流动，为新兴工业部门增加劳动力。到十八世纪中叶，社会的职业流动也趋于活跃。英国贵族不同于欧洲大陆国家的贵族，他们从事工商业活动，不受法律的禁止和社会观念的歧视。象唐森德伯爵、布里奇沃特公爵、戈威伯爵等从事农业改良、修筑运河、经营矿产，从事贸易的贵族不在少数。在手工业部门，父子职业相袭的旧传统已经打破，职业的选择比较自由，尤其在新兴工业地区更为明显。职业的改变不再象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受到行会法规、习惯势力和道德观念的限制。例如在伯明翰，“任何人可以从事自己愿意从事的职业，工匠中最多只有20％是学徒出身。”（22）
    英国的社会结构的特征使它具有特殊的功能，使这个孕育着产业革命的母体有能力对正在变化着的各种因素作出灵活的适应和反应。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23）正是英国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和灵活性，促进了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变化，使资本、智力、劳动力和技能及时地从生产率较低的传统生产部门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新兴工业部门。
    英国社会结构在对变化着的各种因素作出灵活的反应和适应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对自身进行调整。社会结构自身的不断调整反过来又促进了各种因素（主要是经济因素）的更大变化。产业革命的动力正是在这个互为因果的相互促进变化的过程中聚积的，造成了经济起飞必要条件的早熟。换言之，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如果借用物理学的术语来说--达到“临质量”时，就会激发连锁反应，即表现为经济起飞。因此，经济起飞前提条件的成熟，不仅受到自然条件、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制约，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结构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