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英国经济起飞必要条件的成熟
    一般说来，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包括：（1）农业生产力的提高，（2）运输业的发展，（3）商业的扩大，（4）金融制度的进步以有效地促进工业资本的形成，以及（5）机器的发明和广泛应用。这五项必要条件所以能够提前成熟， 与它独特的社会结构有着密切的、必然的联系。
    农业是国民经济中有决定性意义的生产部门，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在英国形成的“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而且始终是它的基础。”（24）租地制已成为英国土地关系的主要形式，（25）它使土地从统治和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使土地与所有权和所有者完全分离，从而首先实现了土地的资本化，（26）并形成了英国农村社会中土地所有者（贵族和乡绅）--租地资本家（农场主和佃农）--农业雇工的典型的三层式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后果实为其他任何地方所不及。它“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纯经验的和机械地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27）
    直接推动农业改良的因素是粮食市场价格的变化。在双层式社会结构中，粮价的变化决不会造成农业收入分配对地主不利的局面。而在三层式社会结构中，粮价的急剧上升却成为农业改良的敏感的刺激因素。1715-1750年英国的“农业萧条”中粮价下降，降低了地租和农场利润，只靠地租收入的乡绅和自耕农大批破产，加剧了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据统计，1720年以后，一百亩以下的小地产在牛津郡的二十四个教区消失2／3，在格罗塞特郡的十个教区消失4／5。（28）大地产主要形成于这个时期。同时，土地所有者的成份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9）1760年以后急剧上升的粮价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刺激贵族地主和农场主进行农业改良。
    农业改良活动开始于社会的上层。贵族和乡绅对农牧业改良试验的嗜好，是英国特有的社会现象，这是因为英国贵族不同于大陆贵族，他们虽享有政治和社会特权，却不享有免税的财政特权。为了维持与他们的身份相符的经济实力，在粮价上升的刺激下，他们不仅在自己经营的农场里引进新品种，实行轮作制（诺福克制），试验马耕法和起伏灌溉法，培育良种牧畜，并著述宣传试验成果，而且迫不及待地掀起圈地狂潮（1760-1775年、1793年达到高潮），竭力扩大对土地的垄断权。
    贵族和乡绅通过议会圈地法案，大规模地圈占耕地、公用地和荒地，到1820年，“只剩下六个郡的6％的土地尚待圈占，而到1830年已经基本圈占完毕。”（30）圈地运动是资本主义方式的土地改革，它的主要结果是摧毁中世纪以来的敞田制，为农业改良提供了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农业改良的另一必要条件是租佃方式的变化。地主为了增加地租收入，缩短了租地期限，并在租地契约上明文规定租地农场主必须进行的改良措施，（31）对农业改良起了一定的促进、监督和示范作用。但是，农业改良的主要力量是占地二百至五百英亩以上的农场主和自耕农。他们具有充足的资本，又比较容易获得市场信息，是农村中比较不保守的阶层，能及时地改变土地的经营方向。尤其是农场主，他们必须在租约期满、地租额再次提高前尽可能地提高产量，以获得最大利润。但是，因为他们还必须继续租佃，又不允许靠枯竭土地肥力的办法来实现高利润，故对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的应用极为热心。他们用先进的经营方法提高产量，增加了利润，在竞争上对自耕农造成了压力。后者的模仿使他们卷入农业改良活动，一道推动了农业的全面改良。
    几乎所有的农业技术进步都是在已圈占的土地上取得的。圈地运动和排干沼泽的运动扩大了耕地面积，（32）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量，（33）使英国农业产值在1760-1815年增长61％，（34）从而避免了过去那种因农业落后限制经济发展状况的重现。
    所谓“运输革命”，是指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的大规模修筑运河和关栅公路。从1757年第一条运河桑基布鲁克运河开工到1793年大连结运河的完工，已形成畅通全国的运河网，将工业中心和市场沟通起来。关栅公路的修筑则是由议会通过成立公司的法案，（35）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改进公路修筑技术，路旁设立栅栏，路口设置路卡、收取通行费，用于公路维修。到1800年，这种公路已铺设一千英里，不仅冬季和雨季可以通行，而且加快了行车速度。运输业的发展大幅度降低了原料、燃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把原料产地、生产地区和销售市场联系起来，巩固了英国统一的国内市场，是经济起飞不可缺少的条件。
    公路和运河的修筑耗资巨大，短期内难以回收本利。尽管政府对发展运输业不闻不问，但是对于社会上集资修路却不加阻拦。在英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中，贵族和购买了土地的商人、企业家往往利用地产经营采矿业，因而对于运输业的改进是十分关心的。他们为了降低煤矿、盐矿和铁矿的运输成本，成为运输业改良的主要推动者和资金提供者。1758-1800年的一百六十五项运河法案中，就有九十项与煤矿有关。（36）布里奇沃特公爵为了发展自己的煤矿业，首先提供经费，招聘人才，开凿了桑基布鲁克运河。（37）大连结运河公司的投资人中包括白金汗公爵（以他的纹章为公司徽号）、格拉夫顿公爵、克拉兰敦伯爵和埃克塞特伯爵。此外，利用运河股票投机，牟取暴利，也是投资人众多的另一原因。伯明翰运河公司股票面值从1770年的一百四十英镑上涨到1792年的九百英镑，通用运河公司股票1／8股从1770年的十七英镑十先令上涨到1825年的三百五十五英镑，（38）这远比投资国债的利润大。出于上述原因，投资人往往利用他们的地方统治权和影响，迫使地方议会通过与中央经济立法相违背的运河法案和关栅公路法案，以谋取经济利益，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运输业的发展。
    经济起飞的又一基本条件必须是工业投资率（当年工业投资额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从5％以下上升到10％以上。（39）这一论点在许多国家的统计事实中已得到支持，但在英国的经济起飞中却找不到同样的证据。（40）不过，英国的经济起飞并不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而言，当时的生产单位，基本上是家庭和作坊，资本技术构成很低，即使较大的纺织作坊也不过雇佣几名工人操作几台珍妮纺纱机或骡机。这些机器是木质结构，价格较低。（41）因此，企业创办经费不大。就是一些所谓的重工业生产单位，如冶铁、采矿、造船等，资本技术构成虽然比较高，也基本上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然而，资金不致短缺的更重要原因是企业主在英国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往往有可能采用各种方法筹集和节约资金，促进了掌握大部分社会闲散资金的贵族和中产阶级上层转向工业投资，从而克服阻碍工业资本形成的重重机能障碍。此外，地方银行的设立和交易券中间人的出现改进了金融机构的效率。抵押银行的活跃，也满足了筹办和经营企业的资金需要。
    企业主节约资金的手段很多。例如改建和租用住房作厂房，甚至可以只租一层楼或几间房，有的连机器设备都是靠抵押租借的。1797年，太阳火险公司的保险单据上记载的九百余家工厂，大部分是使用旧房屋改建的厂房，固定资产的报价一般为五十至三百英镑。（42）企业主还力争缩短生产周期，最大限度地利用银行的短期贷款。在资金筹集手段上，他们也是灵活多样的。如私自（违法）按高于国债的利率付给利息，引诱拥有资金的人不去购买国债券而向企业投资。英国企业的合伙方式排他性较弱，能够广泛地利用家族和社会关系筹集小股资金，积少成多。例如布莱克本的棉纺业主卡德威尔从亲戚、朋友、朋友的朋友和同乡中征集的三万六千英镑资金，就是多达九十七名投资人提供的。（43）
    这样的集资特征，在非国教派中更为突出。教友派、唯一神派、公理会、浸礼会等非国教派在法律和宗教方面仍然受到歧视，教规和法律斩断了他们的仕途，除了在工商业中求得发展外，没有其他的前景。他们在这样的特殊社会环境下，自然地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宗教小团体，并占据某些经济行业为独家经营的地盘。为了强化自己的生存和竞争能力，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宗教团体内联姻，结成广为联系的亲缘关系。他们按照自己的生活目标而改造的宗教观念和伦理道德，具有极强烈的经济意向。忍欲、节约、互助，是他们在反抗政治压迫和宗教歧视中铸成的有效武器和内部生活的行为准则。正因为如此，他们进行的资金筹集、企业开办和经营、股份转让等经济活动无不打上家族的烙印。非国教徒人数只占全国的5％，（44）却占当时企业家和发明家中的49％，（45）他们在经济起飞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决不是偶然的。
    英国经济起飞的许多事实还证明，科学是历史发展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十七世纪从英国开始的“科学革命”把科学从神学的婢女地位上解放出来，使科学成为独立的人类社会活动。十八世纪，英国的社会结构所给予科学的与实践结合的能力又是其他国家所不及的。它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有利于加强物质资本和智力资本的融合，使英国社会的科学能力水平，即对科学人材的吸引力，大大高于其他国家。
    科学家和企业家之间紧密地携手合作是这种科学人材吸引力的具体体现。英国产业革命中的发明家，有的是科学家，有的是企业家，有的两者兼有之。十八世纪下半叶涌现的许多自助式的科学团体、如工艺学会、皇家学社，以及各郡的农业学会、哲学学会，都是企业家和科学家在一起讨论生产中的实际问题的场所。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和企业家，如罗巴克、瓦特、威治伍德、丹唐纳德、乔治、麦辛托什、普里斯利等，常常出入其间，过从甚密。企业家为了解决生产问题，迫切需要科学家的帮助，他们往往提供资金和物质条件，付给丰厚的报酬，甚至提出让科学家以智力资本入伙。为经济起飞的许多重大发明提供了资本和物质保证。瓦特如果不是先后有布莱特·罗巴克和博尔顿的资金合作，他的蒸汽机发明和改进试验恐怕早已半途而废了。（46）
    英国发明家的成分中，更多和更典型的还是熟练技师和工匠。英国技师工匠在职业流动上所受法令、行规、习俗和社会观念的限制比较小。随着商品市场的扩大和工业的发展，随着消费模式的变化和商品需求的大幅度增长，大量技艺高超的技师工匠脱离传统的行业，从奢侈品生产转入大众商品的大规模生产，而且根据新式生产方法的需要，利用他们过去的技术特点，改行为从事新型技术的技师工匠。这类现象在新兴工业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如十八世纪下半叶，兰开夏从伦敦和苏格兰招聘了大批技师，其中的木匠改行为机械匠，铁匠改行为铸匠，钟表匠和机械玩具匠改行为精密工具匠和模具匠。（47）这些匠师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数学知识，懂得几何、测量和量度，有的还具备相当完整的实用数学知识，会计算圆周速度、力和机械能，有的还会制图……”。（48）从这些亲身参加生产实践又富有知识的技师工匠中涌现大批的发明是十分自然的。此外还必须看到，经济起飞中的技术突破并不仅仅是一些重大技术发明，它在更大程度上是由日积月累的细小发明和改进造成的。而这些成就是无数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劳动者的功勋。例如蒸汽机上的重要部位之一汽阀连杆，据说就是一个不知名的童工发明的。
    鲜明的实用倾向是十八世纪英国科技革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又一特征，这种情况则是英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中才有的。科学在法国走向了实验室的纯理论研究，新式车床只成了路易十六的玩具和摆设。但英国科学与实际应用的结合日趋紧密，发明项目之多，应用之快，传播之广，都是英伦海峡彼岸无法比拟的。（49）不少重大发明是在大陆国家首先成就，却在英国首先应用于工业，产生实际效果。如法国的贝尔多勒首先发明氯气水漂白，勒布朗克最早使用盐和硫酸制造苏打，瑞典化学家席尔第一个分离出煤气，然而正是这些发明使英国的早期化学工业远远超过这些发明的祖国。
    英国科学的实用倾向有它长期的历史渊源，但非国教派的教育制度改革则是更重要的原因。非国教徒争得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打破了国教垄断思想、科学和教育的一统天下，促进了科学和教育的自由发展。他们不能进入以神学和经院哲学为主要课程的牛津、剑桥等大学，却按照自己的生活宗旨和培养目标，设立自己的大学，形成新的教育体制。以长老派占优势的苏格兰大学以及其他非国教派主办的学院中，课程的设置具有强烈的应用性质，如数学、外语、簿记，“应用哲学”（即应用科学）等。比较富裕的非国教徒大多走经商、开办工厂等这条路，因而他们的子弟从这类大学毕业后前往欧洲大陆不是为了作士大夫游（the Grand Tour），而是去马赛、波尔多、阿姆斯特丹、汉堡等商业中心实习。这种教育制度的影响是很大的。首先，“它使才智和能力从长老派的苏格兰流入英格兰……，十八世纪的非国教派学院成为了科学思想的摇篮。”（50）在非国教徒当中培养了为数众多的发明家、企业家和改革家。凯伊、保罗、怀亚特、纽康门、瓦特、罗巴克、威尔金森、博尔顿，只是其中的典型。其次，它对整个教育制度发生了影响。许多大学，包括受国教严密控制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不得不先后进行了教育改革，改变课程设置，有利于将应用科学的教学和研究置于雄厚的基础科学之上，提高了整个教育水平和科学水平。
    总之，英国的社会结构有利于使科学由潜在的生产力转变为直接的物质的生产力，作为知识形态的科学通过传播的媒介转化为新型的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即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相信知识就是力量，怀着乐观主义精神看待和欢迎科学的一切成果及其应用，增强了人们有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自信心。这种转化是十八世纪下半叶科学对产业革命发生作用的主要形式。（51）此外，科学还通过教育中介转化为劳动智能和技能，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并通过技术发明和应用的中介，转化为先进的劳动工具（如机器）。英国的经济起飞就是在这三种转化相互作用、相互结合的过程中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