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在俄国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煊赫一时的风云人物，曾一度备受沙皇的垂青，成为俄罗斯政界和沙皇宫廷中的佼佼者，炙手可热，威震朝野。直至失宠为止，尼古拉二世一直把其人“当作他的‘首相’看待”①。此人在沙皇俄国当时国内外的政治事务中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他就是“始终把沙皇政府全部远东政策的决策权抓在自己手里”②的著名的谢·尤·维特。
    维特在身居要职期间（一八九二--一九○三年），以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为手段，通过干涉还辽、对华四厘借款、建立华俄道胜银行等几个步骤，终于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从而将所谓“和平伸入”的帝国主义政策推向了顶峰。维特曾自供说：“西伯利亚大铁路浩大的建筑事业是由于我的努力才完成的”，“我为这项任务费尽了心血”。历史证明，推动着沙俄在远东激烈争霸并走上战争道路的，正是维特提出的“金融和铁路”的“和平伸入”的侵略计划。遐迩闻名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是维特推行其远东政策的历史见证，它奠定了俄国实施全球战略的新格局。因此，弄清维特与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建之关系，对于揭露沙俄的远东扩张政策，追溯列强角逐给远东、尤其给我国造成巨大灾难的惨痛历史，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
    维特（一八四九--一九一五）是沙皇俄国末期的一个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保皇派政治家。他出身于贵族家庭，受过高等教育，先后担任过交通大臣、财政大臣、大臣委员会主席和大臣会议（内阁）主席，后来在革命浪潮冲击下，因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合而被黜。
    维特活动的时期，正是俄国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沙皇政权的基础遭到动摇，维特一方面竭力维护君主独裁统治，另一方面也看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影响到俄国，沙皇政权朝不保夕，因而主张实行某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维特“是在绝对忠君的气氛中养育大的”。因此，他对俄国六、七十年代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十分憎恨，他认为“一般的学生团体都是受极端政治思想和无神论唯物主义哲学支配的”，而他“总是恪守忠君原则和基督教教义”。一八七七年俄土战争爆发时，他是敖得萨铁路的首领，负责转运俄国军队和武器。这个虔诚的“泛斯拉夫主义”的信徒时刻憧憬着俄国军队攻占古老的君士坦丁堡。维特在政治上是狂热的保皇党人。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他得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暗杀的消息后，如丧{K526701.JPG}妣。马上写信给他的舅舅法捷耶夫将军，建议成立一个恐怖秘密组织对付革命运动。法捷耶夫如获至宝，立即将信转奏新登基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不久他被沙皇警卫司令沃隆佐夫一达什科夫在彼得堡召见，并被吸收加入按照他的建议成立的反动“神圣卫队”。维特充当了打手，被派到巴黎搞暗杀活动。不久亚历山大三世出巡基辅，他因保驾有功，受到重视。他对君主的忠诚，博得了亚历山大三世的欢心。维特的世界观，决定了他的反动的政治立场，他是沙皇专制政体忠诚的卫道士。但是，在经济上维特又深受近代工业资本的影响。他在敖得萨大学理科系毕业后，很快转入敖得萨铁路机关工作，从此开始了铁路生涯。其时，正值俄国铁路建筑的黄金时代，特别是私人建筑与经营铁路盛行。不久，维特一跃而由一名铁路小职员晋升为西南铁路局的经理，有机会与大工业资产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密切接触并结识了一些铁路大亨。
    维特的个人影响随着他的权势的增长而扩大。善于审时度势的维特终于应历史的潮流脱颖而出，一八九二年春被破格提升到交通大臣的宝座，同年秋又改任权势更大的财政大臣，位尊禄厚，显赫一时。尤其在尼古拉二世在位时，“在某几个大臣的任命中维特的意见是决定的因素”，“在国际刊物中被称为‘俄国的第一流政治家’”③。
    总之，维特是介乎于俄国世袭贵族和新兴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代表。他融合了二者的要求，巧妙地把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结合起来，尽量使地主和专制制度的利益不受损失而把俄国纳入帝国主义轨道，所以才能得到二者的拥护，有着相对说来较广泛的社会基础。这也正是维特能较长时间在沙皇政府中把持要职并得以抛出新远东政策的社会根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远东政策是与谢·尤·维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是“沙皇政府当时远东政策的指导者”④，维特在外交事务中所起的这种指导作用，“决定了俄国在远东的进攻性政策”⑤。维特对远东产生兴趣是在他攫取了财政大臣宝座之时。自上台之日起，他就以在远东实施进攻性政策为己任，真可谓“呕心沥血”。他曾直言不讳地宣称：“俄罗斯帝国究竟靠什么支持呢？不仅主要是、而且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军队。是谁创造了俄罗斯帝国，把半亚洲式的莫斯科王国变成最有影响、最有决定力量的欧洲大国呢？只有军队刺刀的力量。世界并不是拜倒在我们的文化面前，不是拜倒在我们的官僚派头的教会面前，也不是拜倒在我们的财富和繁荣面前。世界只是拜倒在我们力量的面前”。⑥可见，富有侵略性的俄国远东政策出自维特之手，绝非偶然。
    维特侵略性远东政策在当时的出笼也有其历史背景。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几年，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垄断组织之间及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及廉价劳动力来源，即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更激烈、更尖锐、更残酷了。到十九世纪末，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领土瓜分完毕，尚在名义上保持独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成了各国拼命争夺的焦点。正是在世界形势变化的这个新的历史阶段，沙俄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活动。
    沙俄加紧侵略中国，还与它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特点有密切的联系。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沙俄资本主义工业出现了新的高涨。十年间，资本主义企业工人人数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点六，工业生产总额增长了一倍。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加速了集中的过程，在铁钉制造、制糖、石油等行业中，已陆续形成一批辛迪加垄断组织。但是，正象列宁所说的：“在俄国，资本帝国主义较薄弱，而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是比较强大的”⑦。从经济上看，到一八九七年，沙俄农业人口仍占全国人口六分之五。农村只有很少一部分采用资本主义的雇工形式，占统治地位的是保留着极为浓厚的封建特征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政治上，地主仍指挥、决定和操纵一切。沙俄的新式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是被封建关系的层层密网紧紧缠绕着。在列强中，沙俄仍然是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
    沙俄帝国主义发展的这一特点，规定了它要想通过资本、商品等“纯粹”的经济力量，同美、英、法、德等帝国主义竞争，扩大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侵略势力，是十分困难的。
    沙皇俄国的这些特点，再加上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使它格外依赖于发展军国主义，格外依赖于领土的兼并，从而带上了浓厚的扩张侵略色彩。沙俄向西方、南方的扩张不断受挫，也是促成它掀起新的向东扩张狂潮的一些客观因素。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踌躇满志的沙俄在巴尔干半岛等地的扩张接连受挫后，从争霸世界的总目标出发，不得不把赌注投向东方，设法从东方打开缺口。于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维特，作为沙俄这种扩张政策的理想实施者，自然地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自此，他成了沙俄争霸远东的急先锋。
    需要看到：由维特一手炮制的俄国远东政策，是沙俄争夺世界霸权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向东推进，这是维特制定远东政策的出发点，而其总的战略目标则是建立远东的霸权。对于这一点，沙俄并不隐讳。尼古拉二世说过：“在东亚确立和扩张俄罗斯的势力，从长远来看，正是我们统治世界的课题”。
    由于沙俄工业比较落后，产品质量低劣，国内市场狭小。特别在远东，它的产品更缺乏必要的竞争能力。于是，在寻求商品销售市场问题上，它便把商品置于“刺刀的庇护”之下。如维特曾提出，要用铁路来“控制太平洋水域的一切国际商业活动”。
    在掠夺原料产地的问题上，沙俄不仅掠夺工业生产需用的资源，而且还疯狂掠夺农副产品，妄图在远东建立一个为争霸和战争服务的粮食补给基地。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穆拉维约夫即企图把黑龙江流域建成粮食基地，以便使黑龙江真正成为俄国向东继续扩张的战略交通线。由于各种原因，这个愿望没能实现。于是沙俄便把寻找粮食基地的目光从冰雪复盖的西伯利亚向南移动，视线集中到了中国的东北和朝鲜。一个叫作尼古拉·施坦菲德的沙俄扩张主义分子，谈到粮食基地对于俄国的重要意义时说：“朝鲜没有南满可以存在下去，然而黑龙江流域离开嵌入其中的北满这个楔子却无法存在下去”。可见，所谓粮食基地，实际上就是争霸基地。
    在为资本输出开拓地盘的问题上，它是利用其攫取的政治、军事等特权和勾结其他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来弥补本国资本的不足。中日战后，帝国主义争霸远东的斗争进一步加剧，这使沙俄深为恐慌，一八九五年三月，维特向沙俄统治集团呼吁：“我们的对手（英、法、德、日）正倾全力于牢固地确立各自在中国的势力”，“在这种形势下，俄国必须仿效其经济竞争者的做法，”⑧急起直追。于是沙俄便加紧向中国输出资本。至一九○○年为止，在帝国主义的对华贷款中，沙俄仅次于英、法，居第三位。沙皇俄国之所以肯于“慷慨地拿出千百万的金钱，为的是在中国割去一块更肥的肉”。⑨
    最后，就是赤裸裸的强烈的领土扩张欲望。远的不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上台，就“被一种夺取远东土地的贪欲迷住了心窍”，他脑袋中的“宏大计划”是建立一个从太平洋到地中海的俄罗斯帝国。维特也梦寐以求地幻想着“俄国就将从太平洋之滨和喜马拉雅山之巅主宰亚洲以及欧洲的事务”⑩。沙俄扩张主义者甚至公然声称：“我们并不消灭其他种族的人，而是把他们同我们合成一体，把他们变成俄罗斯人”。沙俄不仅准备用这种办法吞掉中国，而且还要把朝鲜并入俄国，把吞掉“黄皮肤的种族”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既然帝国的组成中有小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包括‘黄俄罗斯呢’！”（11）这就是维特远东政策的真正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