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俄国帝国主义对远东的扩张是从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这个对俄国资本主义、同样也对沙皇政府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工程开始的”。（12）西伯利亚大铁路是一项工期长达十五年之久，耗资近十亿卢布遐迩闻名的宏伟建筑工程，沙俄修建这条大铁路，“既有经济上的目的，又有军事战略上的目的”。（13）显然， 这条铁路是为了肢解中国，控制朝鲜，遏止日本、在远东争夺霸权的野心勃勃的产物。因为这是“一个横贯西伯利亚、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全长七千多俄里、打破世界纪录的宽轨大铁路。俄国在这条铁路的末端，进入了太平洋地区国际经济和政治竞争的范围”。（14）维特曾经表白过：“占领满洲不是俄国的最终目的，俄国应分得这个中国巨人的大部分”。一个俄国记者指出：“维特执行的是一个‘俄华帝国’计划”。其实，维特的野心远不止于中国，他还要“大大加强俄国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远东的威信和影响”。怎样达到他的目标呢？维特的计划是采取“和平伸入”，以金融和铁路作为征服工具。早在一八五八年，当沙俄刚侵占中国黑龙江以北广大地区的时期，穆拉维约夫等人为改善欧俄同黑龙江地区的交通，加强它在东方的军事力量，就曾打算修筑一条铁路，把黑龙江地区同莫斯科连结起来。可见利用铁路并非维特首创，不过只因当时沙皇政府财政拮据和西线、南线局势吃紧，这些建议未能付诸实施。八十年代后，伴随着一片东侵的鼓噪，修筑西伯利亚铁路一事就被提上了日程。一八九○年，亚历山大三世发出“必须从速着手这条铁路的建设”的命令。
    根据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命令，一八九一年三月上旬沙俄内阁会议一致通过陆军大臣的提议，同意“为满足军事目的”而修筑从车里雅宾斯克到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三月二十九日，亚历山大三世发布特别谕令，正式宣布修筑这条铁路的决定。五月，这条铁路从东端海参崴开始动工。尼古拉皇太子亲自参加了开工典礼。次年，西端车里雅宾斯克的工程亦相继开始。但是，由于沙皇政府财政拮据，劳动力不足，建筑材料和建筑器械短缺，加之统治集团内部对如何修筑这条铁路的意见又不统一，因此铁路的初期工程进展甚为缓慢。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加速铁路建筑进度，维特于一八九二年二月被任命为交通大臣，同年九月又调任财政大臣。维特由交通大臣调任财政大臣，使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筑问题发生了迅速和急剧的转变。如上所述，维特从登上历史舞台，就从事铁路事业，多年混迹于资本家大亨之间，与工商业资产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正是这个背景，故才被亚历山大三世所选中。维特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一八九二年二月，当我成为交通大臣、首次进行汇报时，皇上亚历山大三世就向我讲述他的愿望、他的理想、是建成一条从欧俄直达海参崴的铁路。……皇上似乎还抱怨地对我说，尽管十年来他遏尽努力，却在大臣委员会和国务会议内，从许多大臣身上遇到了迅速实现这一理想的各种困难。他好象要从我那里得到保证，要我去实现这一理想。”维特完全领会亚历山大三世提拔他的动机，因此一上台就狂热地推行建筑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计划。
    一八九二年十一月，维特拟就《建筑西伯利亚大铁路方案》，上奏亚历山大三世。这是一份系统阐明沙俄统治者建筑这条铁路真实目的的重要文件。他认为，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是一次“世界性的事件”，“在世界中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具体说明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作用时，维特强调指出，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后，将使欧亚两洲的行程由三十五天缩短到十八天至二十天。这样，西伯利亚大铁路势必取代经由苏伊士运河的航路，成为欧洲通往中国的主要贸易道路。通过这条大铁路，俄国将把大量棉花、毛皮、毛织品及质量不高的工业品倾销到中国去，再从这里转运到朝鲜、日本。中国的茶叶、生丝又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入俄国。有相当部分再由俄国转卖到西欧，既可获得高额利润，又能增强与英国竞争的能力。维特还指出，西伯利亚大铁路在改变东方政治形势与军事形势方面，也同样具有极大意义。他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看作是一个全球战略，认为这条铁路，在政治上将可以“巩固”俄国与东方各国“友好的”政治关系，在军事上将能“保障俄国舰队得到一切必需品，并将在我们的东方港口中为它提供一个坚固的据点，随着铁路的通车，这支舰队可能大大加强，一旦在欧洲或东亚发生政治纠葛，它都将控制太平洋水域的一切国际商业活动”。维特的重要顾问乌赫托姆斯基，也得意忘形地宣称：“当第一辆直接来自莫斯科的火车停靠在太平洋岸边时，俄国人想和沿途地区政治上、经济上化为一体的强大浪潮，马上就会汹涌澎湃起来”。这就和盘托出了沙俄统治阶级建筑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真实目的，也为十九世纪末沙俄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性政策作了一个绝妙的注脚。
    为了加速铁路的建筑，维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组织上，经亚历山大三世批准，一八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成立“西伯利亚大铁路特别管理委员会”。维特通过游说活动，又终于说服亚厉山大三世任命皇太子尼古拉二世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维特的苦心在于：“避免所有一切关系到其他大臣的棘手的问题”。尼古拉二世继位后，继续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因此“这一委员会不仅有涉及铁路建筑和管理问题的全权，而且涉及建筑该路具有立法性质决议的全权”。这个委员会所具有的特权，就是保证它要钱有钱，要物有物，要人有人，使铁路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建成。在财政上，因为开支激增，就以发行铁路公债和举借外债来弥补。在人力上，除了驱使众多的工农群众投入这个巨大的工程外，还以缩短刑期为条件，大量使用各种罪犯。这样，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筑，就以平均每年五百八十七俄里的速度向前推进。
    同时，维特为了实现“用金融和铁路征服中国”的计划，使“满洲永远保持在俄国手中”，一八九六年四月，维特同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密约》，攫取了修筑中东路的权益。从而实现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东线穿越中国领土的计划，朝着从政治上、经济上控制中国东北迈出了更大的一步。
    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兴建，俄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地位大大加强。这个在远东跃跃欲试、试图与世界列强决一雌雄的军事大国，居然以其咄咄逼人的姿态出现，与各国列强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和争夺。
    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兴起，立刻引起沙俄对华政策的重大转折。前此，它主要以趁火打劫、落井下石为手段；而后则前驱开路，大打出手，成了入侵中国的带头狼。尤其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它不仅趁美国疲于美西战争，英国陷于英布战争尚未拔足而鞭先◆着，充当了八国联军的实际组织者和主谋人，而且以此为“占领满洲之口实”，分兵数路，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试图在中国东北建立“缓冲殖民地”的“黄俄罗斯”。政治上，它通过非法逼签《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制定“监理满洲之原则”，划定“总督辖区”，将中国东北变成了它的行政区划。军事上，它公然撕毁《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不仅拒不撤军，相反大量增兵，强化对东三省的军事占领。同时还加紧肢解中国、吞并蒙古的阴谋活动。
    由此可见，铁路既是沙俄侵略的先头部队，又是深入扩张的桥头堡。它以“和平的”面目出现，实际上以政治的、军事的强权作后盾。它通过吞食、渗透、扩张等手法，完成了政治、军事等手段所无法达到的侵略效果。
    正是在维特“金融和铁路”的“和平伸入”的远东政策指导下，沙俄剑拔弩张，全力以赴地开展了争夺远东霸权的活动，从而“走上了冒险政策的道路”。正如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泰晤士报》所指出的：对于“满洲将实际上成为俄国的一省，中国的首都将受俄国的控制”这件事情，“不可能幻想，在远东具有利益的其他几个主要强国，对于一件以几乎空前大胆的态度来破坏现有的均势的事情，能够漠不关心”。因此，维特炮制的“远东政策”，同日本妄图称霸亚洲的“大陆政策”发生了尖锐的对立。
    《马关条约》签订后，维特主持纠集的三国干涉还辽是日俄第一次公开冲突。三国干涉还辽的闭幕，并不意味着日俄争霸的休止。恰恰相反，它使日俄争霸又升级到一个新的阶段。为了战争，双方都在寻找自己的同盟，积极加紧备战。特别是沙俄，为了加强东线，全力以赴地进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面对沙俄的咄咄进逼，日本采取先发制人，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尚未完全通车时，即于一九○四年二月八日的夜间派遣舰队偷袭旅顺口的沙俄太平洋舰队，并在朝鲜仁川登陆，从而揭开了日俄战争的帷幕。
    日俄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强盗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从两国正式宣战，到俄国舰队在对马海峡覆灭，仅有一年多的时间，被库罗鲍特金之流所操纵的沙皇政府便输掉了这场战争。一九○五年八月，日俄双方在美国朴茨茅斯谈判，作为战败者的俄国，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接受了屈辱性的条款。《朴茨茅斯和约》也从而作为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上的奇耻一页载入史册。
    维特是十九世纪末俄国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从升任财政大臣到失宠为止，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黄金时代。他毕生为巩固俄罗斯帝国的国祚，呕心沥血，政绩卓著。由他亲自领导修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为促进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勾通东西方的交流，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他利用铁路来实现沙俄称霸远东的计划，并被库罗鲍特金等军人集团所利用直接走上战争的道路，不能不说是他外交生涯中的一个败笔。正象列宁所指出的：沙俄进行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满洲和朝鲜，是为了俄国政府所侵占的这块新土地，是为了‘黄俄罗斯’”。（15）历史证明，日俄战争的爆发，是维特的远东政策所使然，是这种远东政策与日本大陆政策在亚洲相牴牾的结果。维特的远东政策导致了日俄战争的爆发；俄国的惨败宣告了维特远东政策的破产。虽然他最后不失时机地与日本缔结了和约，避免使俄国拖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但耐人寻味的是，维特，这个俄国远东政策的炮制者，却戏剧性地代表俄国政府坐在谈判桌前，“收拾在远东进行扩张的这个残局”。这真是莫大的历史嘲讽。
    注释：
    ①③安德鲁·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商务印书馆1980年中文版，第52、54页。
    ②⑧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中文版，第122-123页、35-36页。
    ④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商务印书馆1976年中文版，第24页。
    ⑤⑩（14）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商务印书馆1980年中文版，第5、61、7页。
    ⑥《维特回忆录》第二卷，1960年莫斯科版，第380页。
    ⑦《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中文版，第635页注。
    ⑨《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中文版，第102页。
    （11）斯科维尔斯基：《黄俄罗斯的士兵村》，见《东省杂志》1930年第4期，第16页。
    （12）赫沃斯托夫：《外交史》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中文版，第734页。
    （13）纳罗奇尼茨基：《远东国际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76年中文版，产218页。
    （15）《列宁全集》第41卷，俄文版第4版，第77-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