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苏联方面得知中国没有答应其所提出的合办东北工矿企业的议案后，于12月13日，苏方马上提出了一份缩小了合办范围的第二提案。这份提案把东北的敌伪产业的处置分为两部分，一是表示应属中苏合办的工厂，总计的工矿企业有73个（应为71个），民用机场8个；二是表示应归还中国的工厂有147个（应为146个）。从表面看，归还中国工厂的数量大大超过苏联提出合办的工厂数，但主要的大型重工业均列在合办的范围内，其价值为38亿元，归还中国企业的价值约22亿元。在苏方规定的钢铁等五个方面的合办公司中，苏方要求持股51%，董事长、总经理两职由苏联方面选任。
    对于苏联这种蛮横的作法，“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反复与国民党政府磋商。蒋介石又派孙越崎去东北，作为张嘉璈的经济顾问，协助他同苏联谈判。另一方面，蒋介石政府直接与苏联政府接触，以求得苏联谅解。1945年12月下旬，斯大林在莫斯科多次会见蒋经国，商讨中苏经济合作及合办东北工矿企业的问题，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1946年1月16日，孙越崎到达长春。传达国民政府经过反复讨论的指示，这次的谈判原则与前次差不多，只是在原有基础上更具体些，即第六款所说的“可以合办的本溪湖钢铁厂与一部分机械制造厂，但所有合办公司的董事长均应由中国人担任，总经理职务还必须保留由中国人担任。”⑧由此可见，中苏双方在合办东北工矿企业的问题上差距甚大。苏联要价太高，而中国政府的让步又是有限度的，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没有妥协。紧接着在1月底的谈判中，中苏双方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苏方代表库兹涅佐夫说：“要合办就全部合办，没有其他商量的余地。”⑨在谈到合办东北企业的股份时，孙越崎说，我国公司法规定：我方占51%，外国占49%。话刚说完，库兹涅佐夫专横地声称：“这是战利品，必须各占一半。”并说：“法律是人制订的，为了苏中的友好关系，你们可以修改法律。”对此，孙越崎非常气愤，指责苏方代表说：“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照你这样说话，同以前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们有什么区别？”⑩由于双方争吵激烈，谈判不欢而散，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在通过谈判来解决中苏合办东北工矿企业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决定寻求国际支持。首先同美国磋商，之后又提交到国际舞台上，以此来对付苏联的专横傲慢气焰，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立即作出了反应。1946年2月，美国向中苏两国阐明立场说：“苏联在东北工业的管理权或当作‘战利品’迁走是不恰当的，违反‘门户开放政策’”。国民党政府在得到美国的支持后，腰杆子也硬了起来，最后断然拒绝苏联提出的合办东北工矿企业的要求，关闭了谈判的大门。1946年3月5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发表声明，正式阐明中国方面的强硬立场。王世杰宣布：“所有日本的公私财产，凡是在中国领土上的都应作为赔偿，归中国所有，中国政府不同意苏联把这些财产中的任何一部分当作‘战利品’据为己有，以此作为从满洲撤军的交换条件。”（11）至此，中苏关于合办东北工矿企业的谈判以国民党政府拒绝苏联的无理要求而宣告结束。
    第三阶段，1946年3月初至1946年5月，苏联一方面从中国东北撤军，一方面采取席卷东北“战利品”的方针，使中国蒙受重大损失。
    中苏谈判破裂后，苏联为了维持战后大国合作的局面，不愿因此过份刺激中美两国，故其态度趋向缓和，作了些妥协，尽快考虑从中国东北撤军。同时，苏联政府又节外生枝，通过了一项关于拆除“满洲”为日伪军服务的军火库、军工企业和其他某些企业的决定。接着苏联一面从东北撤军，一面采取席卷一切“战利品”而去的方针，大规模地从东北拆迁日伪企业。苏方准备了拆卸的计划表，有专家指导，对能拆走的就全部拆走，不能拆走的就拆下其中的关键部分，甚至连铁轨、火车头以及原日本在东北文武官员家里的钢琴、沙发等高档家具都在被运走之列。在已包装好的机器上还注明运往苏联某地某工矿企业的名称。据不完全统计：“满洲各种设施有40%被迁走，40%被拆卸，只剩下20%无损伤。”（12）整个东北工矿企业损失总值约20亿美元，把东北原有的工业设施弄得支离破碎，可见中国的损失之大。
    战后苏联在东北的这一作法，给中国人民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苏联作为当时世界上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竟然置国际主义准则于不顾，继承老沙皇的外交政策，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忽视中国是“二战”中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员国这一基本点。众所周知，中国战场是“二战”中的一个主要战场，中国的抗战首先是在东北进行的，历时15年之久。抗战中，中国牺牲了2,000多万人的生命，财产损失达600亿美元以上，其损失居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前列。苏军进军中国东北，只是遵循《大西洋宪章》和“雅尔塔会议”的精神，履行通力合作反法西斯的义务，在日本投降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同日军作战一星期。在此之前，中国人民的抗战对苏联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非常害怕日军进攻其远东地区，两次要求中共军队赶赴中苏边境和南满地区对日作战，以牵制日军北进苏联。斯大林认为，只有中国能坚持抗战，苏联远东地区才能安宁。中国军民坚持抗战，使大批日军陷入了中国战场的泥坑中。到1938年底，日本在中国战场的兵力已占其总兵力的94%，在百万以上，打破了日本侵略者的“北进政策”。苏联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写道：“日本帝国主义在二战期间未敢进攻苏联远东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的英勇斗争。他们把大量日军牵制在中国。因此，中国人民给了苏联人民以巨大的援助，使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易于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伟大的斗争。”（13）由此可见，无论是道义上，还是国际准则当中，苏联没有任何理由将东北的日伪产业宣布为“战利品”并据为己有。其作法实属战胜国处置法西斯侵略者的方式，它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从国内来讲，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苏军的这一作法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在重庆等地，爆发了反苏大抗议，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在东北的特权及拆迁敌伪企业十分不满。中共认为：苏联在东北的行径“同他们所宣称的不同，暴露了他们的民族利己主义倾向”。（14）过去，苏联官方和史学界一直为自己这一作法辩护，认为这完全是为了防止美蒋控制中国东北这一经济发达地区，是为了帮助中国共产党。这种说法纯属掩耳盗铃。长期以来，苏联政府对中共坚持独立自主的作法大为不满，一直只承认国民党政府，轻视中国共产党。尽管在1945年9月，苏联同意中共用东北地方部队的名义组建军队，也把内蒙和察哈尔两省交给中共，并建议中共派30万军队入关；（15）但苏联政府的意图是想利用中共，在其撤离东北后，牵制国民党。就连蒋经国都认为苏联这一行动并不是有计划地帮助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