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热”在我国兴起历时已有十几年，从80年代掀起热潮，90年代中仍不衰退，依然吸引着学界和许多人们的关注，其中有着极为深刻的原因。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两项：
    第一，我们民族在几千年的久远历史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对于全人类文化作出杰出的贡献，不仅表现出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并且显示出民族的优秀精神。今天处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我们用现代观点阐发传统文化的精华，总结民族的优秀精神，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加以发扬光大，这是激发爱国思想、提高民族自尊心的必要条件。对于民族文化中存在的消极落后的东西，我们也要通过总结将之剔除，消除其不良影响，并努力采取有效的弥补措施，包括学习外国进步文化和根据我们现时代的经验进行新的创造，这对于建设民族新文化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文化史研究还为学术工作提供了新视野、新思路，注入新的灵感。以往我们的学术工作成就巨大，但毋庸讳言，又存在分科过细和局限在单学科范围内思考问题的缺点。近代以来各个学科门类的出现和明确划分，是认识史上的巨大进步，促进各门科学趋于精密和系统化。但伴随而来的缺点是过分强调学科之间的界限，削弱了学科之间本身固有的联系，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事实上，人类社会本来就是一个整体，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化史研究，恰恰注重对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民族心理、文化价值相互间的联系，作宏观的整体性考察。这种重视整体性考察的特点，正好弥补我们以往研究工作的不足。整体性研究，从社会生活和学术观点的广泛联系和相互比较进行考察，能开阔我们的视野，丰富智慧，增加灵感。
    就史学研究而言，我国历代史家辈出，史学典籍极为丰富。以往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尽管成绩可观，但也存在就典籍论典籍的缺陷，而未能足够重视对优秀史著中文化蕴含的发掘。实际上，由于历史学本身是过去社会生活的反映，因此它又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我国历史上志士仁人的活动，学者先哲的学说、主张，以至平民大众的心理、习俗，大量的正是靠历史典籍记载下来的。文化史研究所强调的整体性，有力地启发史学史研究者更加自觉和充分地考察优秀史著如何反映了时代的脉搏，怎样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勇于创造，不畏强暴，从不屈服于外来压迫的精神。由“文化热”所引发的这种“视角的转换”，大大推进了对史学传统研究的深度，反过来又有助于加强我们对民族精神丰富内容的认识，成为今天激发我们振兴中华的巨大力量。以下即从最为突出的四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从历史记载的连续性看民族的凝聚力
    我国史学传统可以追溯到很早。相传夏代有史官终古，殷代有史官向挚。商代甲骨文中已有大量记事的卜辞，并有意识地保存备查。周初的记载还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1〕更说明殷商时代对历史记载的重视。到西周初年，即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典籍《尚书》。这部商代和周初历史文献的汇集，不仅有宝贵的文献价值，而且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因而成为几千年间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影响我国达几千年的“殷鉴”观念，即是在这时形成的。《尚书·召诰》篇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酒诰》篇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十分明确地提出以殷朝灭亡的历史为鉴戒，警惕周重蹈覆辙。
    历史是昨天的现实，今天是历史的发展，总结历史的教训可以作为今天国家治乱兴亡的鉴戒。这种重视历史、作为现实社会教材的思想，我们祖先在3000年以前即已产生，这就成为我们民族的一笔精神财富。此后从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开始，我国就有明确的纪年， 从此连续不断。至春秋末年，儒家创始人孔子把历史作为教育学生的主要教材之一，并依据鲁国国史记载而修成《春秋》，成为我国第一部史事、史文、史义三者结合的最早的编年史。孔子重视历史记载对后人产生极大影响，战国时期产生了《左传》、《国语》等著作，到西汉武帝时代，伟大史学家司马迁以“继《春秋》”为己任，著成不朽的《史记》，不仅记载了自传说以来中华民族全部的历史，而且把周初以来“殷鉴”的思想大大向前推进，提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2〕，成为整个中古时代历史学很有光辉的命题。
    中华民族自西周初年“殷鉴”思想的提出，到司马迁“原始察终”思想的形成，若以西方哲人黑格尔的话作为参照系来评价，恰恰标志着历史意识达到自觉和臻于成熟的阶段。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有以下论述：“‘历史’这样东西需要理智--就是在一种独立的客观的眼光下去观察一个对象，并且了解它和其他对象之间合理的联系的这一种能力。所以只有那些民族，它们已经达到相当的发展程度，并且能够从这一点出发，个人已经了解他们自己是为本身而存在的，就是有自我意识的时候，那种民族才有‘历史’和一般散文。”“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永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靠了历史，才能够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精神’表现在‘法律’、‘礼节’、‘风俗’和‘事功’上的发展行程。……假如没有历史，他们在时间上的生存，在本身中便是盲目的--任性在多种形式下重复表演而已。历史使这种偶然性停止”。〔3〕黑格尔的话说明，重视历史记载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而言是极为重要的尺度，表明它已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有了“自我意识”，能从以往历史经验中吸取智慧，总结出有规律意义的东西，按照它来确定未来的行动，以达到更合理的政治、社会状况。换言之，以史为鉴，使中华民族能够不断获得智慧和激发创造力，选择未来行程的方向，在经历挫折之中不断发展。这也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珍视历史传统的意义所在。因此黑格尔又通过对比中国的和印度的发展情况，而十分感慨于两者在历史记载连续性上的巨大反差：“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中国凡是有所措施，都预备给历史上登载个仔细明白。印度则恰好相反。”〔4〕
    中国史学的发达，历史记载的世代连续、绵延不断，是举世无匹的。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性，即是我们民族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明证。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历史记载保持连续不断。中华民族这种强烈的历史感，其实质意义即是重视民族自身的由来、发展，并且自觉地将它传续下去。自司马迁首创纪传体通史《史记》之后，班固继之撰成纪传体断代史《汉书》，以后历代相因，一直到清朝修成《明史》，一共完成了纪传体史书二十四部。《二十四史》是自有文字以来前后相接的历史巨著，共3200多卷，是世界各国历史著作中所仅有的。另外两种重要体裁的史书，编年体自《春秋》以后，有《左传》、《汉纪》、《后汉纪》、《资治通鉴》等，直至《明通鉴》；纪事本末体，有《通鉴纪事本末》至《明史纪事本末》等，也都能贯穿古今而自成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