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所开创的近代爱国史家学习外国、探求图强之路的传统，被黄遵宪和王韬所继承。黄遵宪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撰成近代爱国史学又一名著《日本国志》。他以驻日使馆参赞身份到日本，正值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他体察日本社会的巨变，认识到学习西方、维新改革，确实使日本走上由弱变强的道路。他还直接阅读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对民权学说由“惊怪”转为信服，“心志为之一变，以为太平世必在民主”。〔25〕由祖国本土形成的革新观点和爱国热忱，促使他克服种种困难，著成《日本国志》，及时地向国内介绍日本学习西方、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经验，并且成为中国人观察世界潮流的窗口，对于戊戍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较黄遵宪稍前一点，有王韬著成《法国志略》，把法国历史介绍给国内，特别表达了以法国的富强和进步激励国人觉醒，打破闭塞陋习的深刻寓意：“方今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性尽理，务以富强其国，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间有瑰伟绝特之事，则人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26〕书中对于法国当代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和贸易的一套办法，如银行、商会、邮政、铁路都有评论，尤其介绍法国300 年来科学技术的发明，记载国会根据公众意见制订法律，选举统领、首辅的制度，对于当时有识之士要求变革中国旧的封建体制，都有启迪的意义。
    本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涌起，对于激发爱国主义和推进思想启蒙意义尤为重大。梁启超于1902年撰成《新史学》，倡导实行“史界革命”，即用国民意识和进化论哲学为指导，创造出符合于“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这一时代需要的新史学，发挥激励爱国心和团结合群之力的巨大作用。〔27〕同年，他著成《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用进化发展和阶段性演进的历史观点论述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之变迁，尖锐地批判专制政体和文化专制造成的祸害。梁启超撰成的多种史学论著，以及夏曾佑的通史著作，都是“新史学”理论的出色实践。至“五四”时期，为新史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运用“二重证据法”考证古史的王国维，和开创“古史辨”学派的顾颉刚，他们的史学成就与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方向和“五四”运动反封建的潮流是相符合的。
    新史学的成就，又被“五四”以后崛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吸收。郭沫若于1929年著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它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其奠基之时，便成为革命党人寻求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伟大事业之重要组成部分。他以科学的历史研究，帮助革命者认清中国要走全世界各国的共同道路，并对未来的光明前途树立坚强的信心。抗战时期，范文澜在延安先后著成《中国通史简编》（1941）和《中国近代史》（1945）。这两部著作，全面、系统地阐明中国几千年历史，一反历来剥削阶级美化统治者所作所为、污蔑人民大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旧观点，用阶级斗争的主线解释中国的历史，肯定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推进历史的作用。这两部产生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的著作，标志着历史进步史学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精神达到新的飞跃。戴逸教授评价说：“这两部杰出的著作，……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教育、影响了后代历史学家，也教育、影响了千千万万的革命者”，成为“当时许多革命干部案头的必读书。”〔28〕在抗日战争这场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不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人成为这场伟大斗争的一员，其他爱国史学家也依据本人所处的具体环境，同全国抗战军民同命运。陈垣八年抗战间处在危城北平，不怕特务迫害，处处表现出凛然的正气。他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日知录》和《鲒埼亭集》， 以顾炎武的经世思想和全祖望的民族气节激励学生。在著述上，他将爱国思想熔炼在阐发历史上人民的正义斗争和气节之士坚守民族大义的著作中，写出《明季滇黔佛教考》、《通鉴胡注表微》等有名史著，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陈寅恪颠沛流离，到达昆明任教，他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同样表达出高尚的民族气节，表明在国难当头情况下，两位史家以热爱祖国、坚守志节相勉励。顾颉刚于“九一八”事变后，即在北平发起组织“禹贡”学会，从事维护祖国版图的边疆历史地理研究。继又提倡以通俗读物形式，宣传抗日主张，因此受日本特务迫害，他辗转到达西北、西南一带，继续抗战宣传和学术工作。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终于打败极度野蛮凶残的日本侵略者，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在抗战中得到空前大发扬，而在人民胜利的巍峨丰碑上，也记载着进步史家的功绩。
    阐发中国史学传统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同我们当前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无疑有密切的联系。历史已经行进到20世纪的最后路程，新的21世纪即将到来，我们处在继往开来的伟大时代。未来的世纪将更加大有希望，又将更加充满挑战。我们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继续发展壮大自己，就要在大力学习外国先进事物的同时，不断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更加激发民族创造力。当今国际间激烈的竞争，关键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又是人的素质的竞争。对于我们来说，就迫切需要加强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这是关系到我们民族前途的重大事情！中国几千年史学的优秀遗产是我们的先人留下来的一笔宝贵财富，认真发掘和总结其中包涵的不断加强的民族凝聚力，在不同时代奋发进取、建树出色业绩的伟大创造力，在任何情况下视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强烈责任感，和勇于反抗侵略、不屈不挠地争取光明前途的精神，以这些生动、深刻的教材来教育广大群众，提高全民素质，这就是我们学术界在这继往开来时代对振兴中华所作的贡献，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光荣责任。
    注释：
    〔1〕见于《尚书·多士》。
    〔2〕《史记·太史公自序》及司马迁《报任安书》。
    〔3〕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 第205页，第206页。
    〔4〕《历史哲学》，第204页。
    〔5〕《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恩奖》。
    〔6〕《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