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家旨趣与“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我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怀抱高度责任感，以救世安民为己任，形成了优良传统，同广大群众的生产和斗争一同推动社会前进，这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北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初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名句集中体现了这种精神，千百年来一直是激励人们崇高爱国心和强烈责任心的巨大力量。历代优秀史家撰成有生命力的史著，也正是由于把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精神灌注到史书之中，崇善黜恶、激浊扬清，讴歌志士仁人的业绩，从而世世代代产生了广泛深远的教育作用。
    孔子著《春秋》，是第一次有意识地把“史义”灌输到“史事”、“史文”之中，通过褒贬书法表达他的社会理想，希望实现诸侯各国共同尊奉周王室、社会有序发展的所谓“天下有道”时代。因此，中国史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根本观念来自孔子。司马迁著史以“继《春秋》”自任，且达到极大的成功，郭沫若为韩城司马迁故里所题的诗句“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可谓恰如其分。《史记》全书突出地体现出西汉的时代精神，他记述并赞扬“汉兴，海内一统”，扫秦繁苛，发展生产等历史功绩。同时，他又出于对国家民族强烈的责任心，尖锐地批评汉武帝连年征伐的政策。他不怕专制皇帝的淫威，在《平准书》中直书无隐，指出长期大规模出兵，造成士卒大批死亡，民众困苦不堪，造成“天下苦其劳”、“财赂衰耗而不赡”的危险局面，并正告当政者要“见盛观衰”。又在《货殖列传》中批评汉武帝“与民争利”，主张放任发展，让人们自由获得财富。《史记》久远生命力的秘密，就在于他从关心民众生活和国家前途出发，形成了不同于官方思想的独立思想体系。《汉书》产生在东汉初年，处于封建专制加剧的儒学“法典化”时代，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印记，而全书仍然具有进步的思想倾向，表现出班固关心民众的社会责任感。《汉书》既宣汉，又据实暴露统治阶级的罪恶。如揭露土地兼并恶性发展，贫者无立锥之地。诸侯王及外戚奢侈纵欲，无法无天。地方豪强为非作歹，居民白天不敢出门走路。揭露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进身任官的阶梯，是打开为利禄奔竞之门。自武帝以后“以儒宗居宰相位”那班人物，如公孙弘、匡衡、张禹、孔光等，都是“服儒衣冠，传先王语，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17〕，尖锐地挟击这些以儒学大师进身的显赫人物，都是庸禄自私、巧于饰己、专事谄媚之徒，根本不配居于宰相地位，对他们表示极度蔑视。尤其是，班固在《刑法志》中既记载西汉刑法取得的进步，又举出大量史实批评汉朝刑法的苛滥。他以长段议论，强调刑律不公是关系到封建政治全局的严重问题。并且严厉批评东汉初年，将判重罪、多判罪当作狱吏能干的标准，狱吏上下互相驱使，加害于无辜者，因此他强烈地主张要根据现实情况，删除繁苛的刑律，制定简明而能“便民”的新律令。读着班固出于关心民众而发出的痛切的议论，我们不能不肃然起敬。
    唐、宋时期著名史学家杜佑、司马光都继承了由孔子、司马迁开创的史家关心国家命运的传统。安史之乱后，国势显赫的唐皇朝一下子陷于衰微破败，形势的变化刺激人们寻找改革的办法，救治社会弊病。杜佑《通典》的撰著即适应这一时代需要，“实取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寻找“匡拯之方”，〔18〕让史书直接为现实政治变革服务。他明确提出“教化之本，在于足食”，全书八典以“食货”为首，而食货又以“田制”为先。杜佑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历代土地关系的变革，放在首要地位加以论述，证明他对国家治理和民众生活的深切关注。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进一步把史学经世致用传统推向新的阶段。这部294卷的巨著， 书名即突出地显示出他撰史是为了“资”封建国家之“治”，以历史上治乱兴衰的教训，作为当政者的历史教科书，因此“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19〕书中对历代政治、经济的兴衰，政风、用人的得失，以及民众生活、民族关系的状况，均有翔实的记载。尽管司马光在政治上态度比较保守，但是他著史态度严肃认真，所提供“资治”的东西是可靠的史实，这是《通鉴》成为继《史记》之后最优秀的通史巨著的根本原因。
    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顾炎武、黄宗羲处在朝代鼎革、“天崩地解”的形势下，分别撰成著名的史论《日知录》和《明夷待访录》，实是代表当时有识之士总结明朝灭亡教训，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残酷、腐朽进行严厉的抨击。《日知录》虽有不少谈考据，但其重点是讲“治道”。顾炎武明确地区分“亡国”和“亡天下”，他说：“保国者保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20〕成为近代以来激励人们爱国精神的警句。书中有力地批评理学空谈严重毒害知识分子，“以明心记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最后造成“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惨剧！〔21〕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一部反对君主专制的破天荒著作，闪耀着民主思想的光芒。黄宗羲尖锐地揭露、批判封建政体的腐朽和罪恶，爆发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呐喊，〔22〕书中这些战斗性内容具有早期启蒙的意义，一直到中国历史进入近代，这部书还起了鼓舞青年人献身革新的事业的作用。
    四、近代爱国主义史学与探索民族救亡之路
    由于封建统治的腐朽和列强的野蛮侵略，中华民族在近代饱经忧患，灾难深重。然而，民族屈辱的命运激起民众的英勇反抗和志士仁人前赴后继摸索救国之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史学的高涨，正是对于探求救国之路的有力推动。
    近代志士仁人探索救亡图强的道路包括互相紧密联系的两大主题，一是发扬中华民族酷爱独立自由、不屈不挠的精神，动员广大民众抗击列强侵略，保卫国家神圣的领土和主权，二是批判封建制度的腐朽，认识中国的落后，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和先进文化，同时发扬本民族的优秀遗产。包括近代杰出爱国史家魏源在内的一批先进人物，确实把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提高到新的高度。魏源是近代史开端时期爱国史家的代表人物。他在鸦片战争前已经认识到清朝统治的腐朽，时代大变动即将到来，并搜集清皇朝前后期国势升降变化的史料。至鸦片战争爆发，他满怀爱国义愤从事著述，及时撰成《圣武记》，探索清朝的盛衰，同时从乾隆末年以后政治、军事的腐败，揭露鸦片战争中致败的原因。《海国图志》的著成是魏源更重要的贡献，这部著作突破了封建时代对外国闭塞无知的旧格局，系统、大量地介绍外国史地知识，第一次把世界的真实面貌展示在国人面前。魏源明告西方列强东来，“遇岸争岸，遇洲争洲”，使东方国家面临严重威胁，呼吁中华民族百倍警惕，奋起反抗：“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智者所宜讲画也。”〔23〕他大声疾呼改变对外部世界闭目塞听的颟顸状态，把了解外国作为当务之急，做到瞭彼情伪洞悉机宜，同时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成为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真理的起点。《海国图志》受到了社会各方面人士的欢迎，在国内多次刊刻，证明魏源的思想随着时代而前进，他所撰成的爱国史学著作反映了抗击侵略、了解西方的迫切需要，它对近代社会的积极影响直至本世纪前期。梁启超在1924年著书仍评价说：《海国图志》一书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之关系，不得谓细也。”〔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