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3 期发表了我的《剑桥大学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一文。文章的起因是1991年暑假我作为德国汉堡大学的洪堡学者（Alexander von Humboldtstipendiat）， 曾访问过那里。 1993年我修订后将拙文寄国内某杂志，未能及时发表（却于1995年6 月重复刊出）。1994年8月回国后，我曾就这个题目做过一次报告。 承一些先生鼓励与推荐，拙文略作文字修改后，由《中国史研究动态》惠予刊出。
    《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10期发表王小甫先生的大作对拙文进行补正。我感谢小甫先生补充了拙文未及的一些细节，也要感谢他纠正了拙文中英文名字拼写中的鲁鱼亥豕之讹误， 如David 不作Davia ， Denis不作Danis，英国人的名字都是固定的，这种误植确实不应该发生。 我在这里还要遗憾的指出， 拙作《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华书局1994年）也有不少这样的错误，还有把姚从吾误作姚崇吾，把郑天麟误作张天麟的，此外的错误如“广州”应作“泉州”（页3）， “门前边的中国”应作“门边的中国”（意思是说中国来到了门前，页158）， “轴线”应作“轴心”（页180），“于佩和”应作“余蓓荷”， （何肇武先生刚从德国回来，捎来余教授赠我的一本小册子，从上面的题名得知其自取的中文名如是），“匈奴”应作“宦官”（页209）， “皇家”应作“古代”（页224），“姚震”应作“梅尧臣”（页225）等等。对于这些错误我谨借此机会向宽厚的读者和我尊敬的德国朋友致深深的歉意，也向那些友好地指出错误的师友们致谢。
    由于小甫先生的文章还有一些我没有弄明白之处，如果不在此略作说明，我感到将对不起小甫先生及其他关心拙文的读者。
    一、关于中文系的译名问题
    许多人都习惯将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译成东方系， 结果所谓的中文系就被看作教研室。这恐怕是不了解西欧的大学体制。西方大学一般是强化学院，弱化系的行政功能，学院包容较多的学科。我国一些重点高校目前正在走这个路子，设有经济学院、管理学院、生命学院，甚至化学院、文博学院，只是目前学院下面的系仍为行政单位，院系两套机构并存而已。由于西方大学的学院与系的关系与我们的不同，这就导致在中文里，英文Faculty 历来就有学院和系（科）的不同译法，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等辞书可以为证。
    从西方大学的实际情况看，有的大学于Faculty下（美国在College下）设Department，如肯特（Kent）大学即是，但该校数学系例外，不称Faculty，而称School，两者是同一级。有的大学有些Faculty下就没有标明Department，只是一个个以教授为中心的教学单位，剑桥东方学院的情况正是如此。大体新大学比较整齐划一，老大学则比较随便。但是，视之为教研室并不妥。我国今日的教研室制度是学前苏联的产物，不能构成一个本科专业。我们知道一个教研室不会单独招生，但是，剑桥大学Chinese Studies的招生简章却彰彰可见。
    Faculty 在德文中是Fakultaet，人们一般译成中文的学院， 在Fakultaet下面以教授为中心的教学单位有的加Seminar，有的不加。加不加都译成系。比如说波恩大学的汉学系和著名的中亚系都隶属于哲学学院（Fakultaet），这个学院相当庞大，不可把它译成哲学系， 而把中亚系等译为教研室。海德堡大学的汉学系也属于东方学院（Orientarische Fakultaet），称为东方系汉学教研室也是不合适的。
    那么，是否可以将学院（Faculty）下的教学单位译成专业呢？ 这个问题我在写德国的汉学时就思考过。主要考虑有两点：一是有的中国学再分为文学和历史两个专业（如汉堡），有的分成古典与现代两个专业（如海德堡和特里尔）；二是有中国学、日本学、韩国学被组成东亚学，于是我就把它译做东亚学系（哲学学院、文化学院或东方学院下），系的下面再设汉学、日本学、韩国学专业。
    总之，如果认为只有Faculty of Chinese Studies才可以算作中文系的话，那么我敢说，不仅剑桥够不上这个标准，而且所有欧洲的大学都找不出这样的中文系或汉学系（Faculty of Sinology）。显然，这是讲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