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即将走完了它的最后行程，在这世纪交替与时代转换之际，不由触发我们每一个史学工作者深思：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应当是怎样的？前景又如何？未来的中国历史学将发展为何种面貌，笔者在此不敢冒昧揣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决不是一个排外的封闭式的体系，因而它应当继续引进西方史学，以从中吸取与借鉴一切有利于中国历史学现代化的思想成果，这似乎已成为当今中国史学界的一种共识。为了更好地从事这项学术工作，我们需要对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进行一番历史的回顾与考察，以探明踪迹，辨析精芜，寻觅真理。
    在正文之前，有几点需要说明一下：
    第一，西方史学之输入中国，并不始于20世纪，在时间上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但严格说来，引入的西方史学真正对中国史学发生影响似乎应当从梁启超发端。鉴于此，本文从本世纪初的梁氏开始，一直追溯到当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分上下两篇，上篇考释的是20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下篇考释的是20世纪后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试图在一个有限的篇幅里，从纵向显示百年来（整个20世纪）西方史学东渐的历史进程。
    第二，本文之考释，粗疏遗漏与不当之处是难以避免的，诚望识者赐正。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是这篇粗疏的考论，也在不少地方借他人已作出的一些研究成果之“光”，为自己探路，特别要提到的是台湾学者杜维运教授的《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1〕说到杜文， 当是一篇探索西方史学东来的佳作，但美中不足的是它未谈及1949年10月之后西方史学引入中国大陆学术界的情况，我则另谋篇详叙之；而在20世纪前期这一部分，由于各人的学术背景之差异，拙文所述，不论在内容或视角上都是与杜文有别的。尽管如此，我对本文中所引用过的包括杜维运先生在内的诸位方家表示感谢与敬意。
    一、梁启超的功业众所周知，近代意义上的西学之向东方传播，始于16世纪。1580年，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首先把西学带来中国。这时所谓的“西学”，乃中国朝野人士所赏识的天文、历法、地理、数学等西人已知的近代西方的一些自然科学常识，当不包括西方史学。鸦片战争后，随西方列强的炮火而步入中国大门的西方传教士，通过译书输入宗教和实用知识，继而引入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各种学说；而此间中国的有识之士，由于亡国之祸迫于眉睫，纷言变法图强，因而对域外历史的关注，也多为以外国的亡国史（如波兰、埃及、印度等）为鉴戒，以起到激发国人的爱国思想与救国热情的作用，〔2〕引进西方史学似乎还未提到议事日程。可见，从西学东渐的历史来看，史学是明显地滞后的，它大晚于西方的自然科学的传入，亦晚于西方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引进，或者只能作为这些学说传入时的伴生物。对照古希腊神话中克丽奥女神（史神）居众缪斯女神之首的风光场面，这多少有点让现代人感到尴尬。
    那么，西方史学究竟何时传入中国呢？对此，我们还不甚清楚，正如杜维运所指出：“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确定时间，是一个颇难明确答复的问题。”〔3〕一般只能指明一个笼统的时代， 如胡逢祥云：“严格来说，西方史学的传入中国始于近代，其初主要通过二个渠道：其一，西方近代来华传教士的史书编译活动。其二，近代前期中国人编写的外国史地著作。”〔4〕“始于近代”当是一种笼统含糊的说法， 虽然不失明智。倘若硬要给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时间作出一个界定，本文作者以为比较系统而又颇具影响的开拓者当从梁启超开始。“毫无疑问，五四运动之前，在中国宣传西方思想最有影响的人物是梁启超。 ”〔5〕这对梁氏与西方史学思想的宣传和移入中国亦应作如是观。因为在他那个时代，无论是来华传教士编译的史书，如英国传教士慕维廉编译的《大英国志》、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等，还是近代前期中国人编写的外国史地著作，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其对西方史学的识见与影响都难望梁氏之项背，不可同日而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