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何炳松与现代美国新史学派在现代美国史坛，鲁滨逊于1912年撰写的《新史学》一书发表后，对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门生称此书的问世在美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又称此书为“新史学派”的宣言书，并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中心，形成了一个颇具势力的“新史学派”。
    致力于输入西方史学，尤其是致力于输入现代美国新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当推何炳松莫属。台湾学者黄俊杰云，“就学术立场言，何氏是近代中国史学界中输入西洋治史方法之一重要人物。”〔14〕在“五四”前后中西史学的交汇中，他起到过相当积极的作用，与梁启超一起，曾被称为当时“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
    何炳松入美国大学就读的那一年，正是鲁氏《新史学》刚刚发表的时候，因而无不感受到了现代美国新史学派治史理论与方法的薰陶。他于1916年归国后，先任北京大学文预科讲师，继任史学系教授，并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科教授及史地系主任等职。何氏因在北大与北高师讲授《西洋史学原理》一课，急需教材，在北大史学系主任朱逖的鼓励下，着手翻译鲁滨逊的《新史学》。在《新史学导言》中， 他对全书8篇的内容作了逐一介绍后，写道：“研究历史的人，应该知道人类是很古的，人类是进步的。历史的目的在于明白现在的状况，改良现在的社会，当以将来为球门，不当以过去为标准。‘古今一辙’的观念同‘盲从古人’的习惯统应该打破的；因为古今的状况，断不是相同的。”〔15〕何氏译本《新史学》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成为“吾国史学界所译有关西洋史学理论及方法论之第一部著作，历史意义至为重大。”〔16〕商务印书馆在史学新书介绍中亦云，该书“凡所论列，颇足为我国史学界之指导”。〔17〕大体说来，何炳松是接受了鲁滨逊一派的观点。何氏对史学问题的认识，他的一些作品，如《中古欧洲史》、《近世欧洲史》等大多以鲁氏之作为蓝本衍化而成（编译），都难以割舍他与鲁滨逊唯心史观的联系。但平心而论，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的史学思想包含着不少合理因素，如他们认为作用于历史运动是有经济的、地理的、心理的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多因论”，强调史学的综合研究，注重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留意历史知识与历史教育的普及以及力求把历史著作写得既内容丰富而又明白晓畅等方面，都是可以为我们借鉴和吸收的史学遗产。〔18〕因此，在我们看来，何氏输入现代美国新史学及其移译《新史学》的工作，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从总体上看是积极的； 其具体表现为：1、鲁滨逊及其弟子的著作纷纷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约翰逊的《历史教学法》（1926年中文版）、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1929年中文版）、桑戴克的《世界文化史》（1930年中文版）、斑兹（巴恩斯）的《史学史》（1930年中文版）、《西洋史学进化概论》（1932年中文版）、《新史学与社会科学》（1933年中文版》、海斯的《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史》、海斯与穆恩合编的《近代史》，海斯、穆恩和韦兰三人合编的《世界史》等；2、 广泛使用这些译作或原作作为大中学校的教材，对当时的中国读书界影响甚大；3、30年代前后， 中国学术界出版了许多“史学概论”一类的书，如李则纲的《史学通论》、卢绍稷的《史学概要》、朱谦之的《历史哲学》等，其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沿袭了鲁滨逊这一派的史学思想或方法的。
    尽管鲁滨逊的《新史学》现已有新的译本，但何炳松的译书如周谷城所言，“有史学史价值，可以作为学术文献来研读。”〔19〕当然，从史学史的角度，尤从西方史学史的角度看，何炳松除译出《新史学》外，另有新的建树，确在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的一页。
    何炳松于1924年起任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并在次年起兼任上海光华大学、大夏大学等校教授，曾主编《中国史学丛书》、《社会科学名著选读》（英文）、《社会科学小丛书》等，并积极筹划《西洋史学丛书》（Western Historiographical Series）的译事与出版工作， 〔20〕欲向国内史学界系统介绍西方史学。1925年，他在光华大学执教期间，相识该校学生郭斌佳，于是年由郭氏协助其翻译美国史学史家绍特威尔的名著《西洋史学史》（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History），翌年译毕。1929年春， 何氏开始翻译英国史学史家古奇的史学史名著《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学家）。何氏认为，“吾人得此二书，则译者计划中之《西洋史学丛书》可谓规模粗具矣。”〔21〕古奇之《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学家》一书，据何氏1929年8月7日称：已译成过半，不期年当可脱稿。〔22〕但不知什么原因，古氏之书终未能译就面世，直到1989年才出版了耿淡如教授据美国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59年平装本译成的中文版，岁月荏苒，至此历史的步伐已走过了整整一轮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