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19世纪，西方史学是科学的历史学执牛耳的时代，从德国史家尼布尔发端，最终由兰克确立了它的历史地位，他也成了西方科学派史学的最著名的代表。科学派史家除崇尚史料、奉行史料至上外，还竭力标榜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如兰克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的序言里就这样表白过：“历史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自己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任务，本书是不敢想望的。它的目的仅仅在于说明事实发生的真相而已。”〔51〕直至晚年，他在《世界史》一书的序言中继续鼓吹从书中“消灭自我”，即把他的观点毫无保留地从书中排除出去。在实证主义史家那里，“历史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历史学家就应该像兰克所说的消灭自己的主体意识以达到“完全的客观”。这当然是客观主义史学及其后的实证主义史家的一种幻觉，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的。
    但傅斯年却对此奉行不悖。他笃信史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认为：“史的观念之进步，在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52〕他坚信在剔除了附在历史记载上的道德意义之后，由这一件件“赤裸裸的史料”就可显示其历史的客观性。于是，他认为：“断断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放进去……既不可以以传统的权威，也不可以随遗传的好尚。”〔53〕这与兰克所标榜的不偏不倚之说正相吻合。但有一点不同的是，至晚年傅斯年醒悟到追求史学的绝对的客观只是一个“理想的境界”，而兰克直至晚年还在鼓吹要“消灭自我”。
    兰克史学的方法颇为可取。在这方面，这位19世纪的德国史家确立了一系列的原则， 对后世影响甚大。 如他的以“内证”（internalcriticism）和“外证”（external criticism）为特征的历史考证方法，经后来的德国历史学家伯伦汉著《史学方法论》，日趋发展为一门严密的学科，为西方资产阶级的实证科学研究确立了规范，影响深远。在史学方法上，傅斯年更是得近世西方实证主义治史方法之真传，并有新的创造。他深谙兰克的史料互勘与比照纠误之道，把史料归纳为八对十六种，即所谓：直接材料对间接材料、官家记载对民间记载、本国记载对外国记载、近人记载对远人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对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54〕傅氏引进兰克的一套治史方法，再摄纳中国传统史学的考证方法，写出了《明成祖先母记疑》等作品，在当时史学界影响甚大。当然，他的治史方法（包括考辨、比较方法、以及由语言文字入手辨析史料的方法等等），只是为了寻求个别历史事实的真实性，还说不上去认识与发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当然是傅斯年一类“新考据学派”的局限性。
    在此需要提到的是，除傅斯年外，输入德国史学方法的还有姚从吾。姚氏曾于1922年留学德国，比傅氏早一年。1924年归国，在北京大学讲授历史方法论，传播德国兰克学派的治史方法，以后在西南联大、台湾大学等数十年执教，对此矢志不渝，为输入德国兰克学派的史学贡献尤多。〔55〕此外，30年代有两本阐释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原著在中国出版，对我国史学界影响颇大。这就是：法国历史学家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与德国历史学家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史学原论》的译者李思纯先生20年代初曾在巴黎大学亲聆瑟诺博司的讲授，他由法文原著参照英文本移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于1933年出版。该书阐释史家工作之顺序，从搜集与考证资料，综合史实直至落笔成书时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史学方法论》由陈韬译，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论述史学的概念和本质、史学方法论、史料及其考证、历史的综合和编纂等内容。两书均为商务的万有文库本，出版后，成为中国史家不断征引的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权舆之作，至今仍不失其参考价值。
    五、“战国策派”与文化形态史观文化形态史观是20世纪西方史学界的一种新说，是在与西方传统史学的对抗中产生的，也是近现代西方史学新陈代谢的结果。文化形态史观亦称文化形态学或历史形态学，由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首倡，其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所谓“文化形态史观”，它的特点可以归纳为：第一，它把文化与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单位，这与传统史学的研究对象是相悖的；第二，它具有宏观的视域，运用比较的方法；第三，它是西方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新说渗入史学领域的结果。
    在中国，“五四”前后，西方的各种学说与史观纷至沓来，如梁启超在本世纪初年即用进化史观倡导他的新史学。文化形态史观则稍后，因它在西方史学界的繁茂也是二、三十年代的事。它之输入中国，时已40年代之初，那时中国进入了八年抗战的历史阶级。
    输入文化形态史观的前期代表人物是张荫麟。张氏曾留学美国，但并未被美国的主流思想所左右，却对欧洲的哲学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硕士论文写的是英国哲学家摩尔的伦理学思想，他受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思想亦重。张荫麟早在清华学习期间，于1928年在《学衡》杂志上（第61期）译出了美国葛达德和吉朋斯二人合写的《斯宾格勒之文化论》，对文化形态史观的首倡者斯宾格勒作了通俗的介绍，编者也撰文称之为“影响当世之大，达尔文种源论以来所未有也。”〔56〕此外，张荫麟还撰有《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57〕、《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58〕等介绍西方史学的文章，很有助于西方史学这一时期在中国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