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渐成气候并发生深广的影响还要归之于战国策派的一批学者。“战国策派”得名于抗战时期（1940-1941年间）在昆明出版的一本半月刊杂志：《战国策》，其主要成员有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林同济、雷海宗、陈铨等人。1941年底，他们又在重庆出版的《大公报》上新辟《战国》副刊在《战国策》半月刊与《战国》副刊上，这些人陆续撰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文化形态史观，鼓吹“战国时代重演论”，被称之为“战国策派”。
    必须指出，战国策派的“时论”抑或“史论”，都曾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颇多的争议，是非曲直，自有公议。评价战国策派的思想不是本文的任务，在这里，笔者只是从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视角，略说战国策派对文化形态史观的述论。
    在西方，文化形态史观是对19世纪传统史学的背离，并为历史研究开了一条新路。战国策派的同人们也企盼这样。林同济说要在这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挑起“建设学术的责任”，〔59〕那么如何建设呢？林同济说：“其中尤堪参照的，我认为是‘历史形态学’。”〔60〕在他们看来，引入西方史学中的文化形态史观，也可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另辟新途。
    战国策派对中国历史的“新论”，显然出自文化形态史观。汤因比继承与发展了斯宾格勒的历史理论，苦心构建了一套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规律，并用西方古史（希腊罗马的历史）营造了一个“大一统帝国--间歇时期--大一统教会--民族大迁徙”这样依序而递进的模式。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信奉者亦步亦趋。譬如，林同济将文化的演进分为封建、列国和大一统三个阶段。林氏套用中国历史名词，将列国阶段的前期称为春秋，后期称为战国。在前期，贵族遗风犹存，个性得到张扬，文化的发展趋于顶峰；在后期，一切以“战”为中心，贵族传统荡然无存，文化开始走下坡路。
    平心而论，汤氏用这一套模式来解释西洋古史，似比传统史学有新意，也不无道理。问题是，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创造者们后来用这些模式来分析中国古史，就显见其牵强附会与捉襟见肘了，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学界的非议。
    不过，战国策派的学者们在学术见解上也并非毫无新意。被林同济称之为“中国学界中第一位形态历史家”的雷海宗，既沿袭斯宾格勒之说，但也有发展创新的地方。早在30年代中期，雷海宗任教清华大学历史系时就开设过《西方史学名著选读》一课，向学生传授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思想。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系统地阐释了雷氏的文化形态史观，后他又撰《历史的形态与例证》等文，被收入《文化形态史观》（实为林同济、雷海宗两人的论文集，初版由商务印书馆于1946年出版）。雷氏认为，历史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但每个文化历史单位发展进程的大步骤及其时限则大致相同，这个共同点就是历史的形态。他指出，每个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封建时代，前后约600年；第二历史阶段是贵族国家时代， 前后约300年；第三阶段是帝国主义时代，前后约250年；第四阶段是大一统时代，前后300年；第五个文化阶段为最后的时代， 是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时间不定，可长可短。此种说法，无不在沿用文化形态史观的观念。
    但雷海宗也有创新之处。如斯宾格勒主张一切文化必经生长盛衰直至末世灭亡，不可能再生，雷海宗则与此不同。他认为：“一切过去伟大文化都曾经过一度的发展、兴盛、衰败，而最后灭亡，唯一的例外是中国。”〔61〕于是提出了中国文化的两周甚至三周说。雷氏主张以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将中国历史分为两大周。 第一周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不占重要地位，这个时期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的中国，在政治社会方面一千五百年间并无本质的变化，而此时的精神文化（如宗教、哲学和文艺等）则有真正的演变，也经历了五个时代：宗教时代，包括南北朝、隋、唐、五代；哲学时代，包括宋代；哲学派别化与开始退步时代，包括元、明；哲学消灭与学术化时代，包括晚明盛清；文化破裂时代，包括鸦片战争以下。抗日战争烽火起，雷氏则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文化的第三周说，认为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恰如淝水之战，但比淝水之战更严重、更伟大，“第二周的结束与第三周的开幕，全都在此一战。”〔62〕又说：“今日是中国文化第二周与第三周的中间时代……生逢二千年来所未有的乱世，身经四千年来所仅见的外患，担起拨乱反正，抗敌复国，变旧创新的重任。--那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何等伟大的权利！何等光荣的使命！”〔63〕可见，雷氏之说未必全是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翻版，自也有中国学者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所提出的新见。〔64〕如此说来，所谓的中国文化两周论是为现实、为现实正在进行中的抗战服务的。在这里，雷海宗的“史观”即为“政论”，历史与现实合二而一，融为一体。从中国现代史学史演变的角度来看，前述傅斯年所倡导的“史料即史学”亦即被学界称之为的“新考据学派”在二三十年代几乎独霸中国史坛，雷海宗的史论显然是对“新考据学派”偏离现实、为历史而历史所作出的一种纠弊。因此，至30年代后期，特别是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神州大地、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即使像傅斯年这类痴迷于科学性与客观性的学者也在时代的感召下，欣然谋篇，写出了像《东北史纲》以抒抗日情怀的作品，遑论鼓吹“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林同济）、“为国家服务”（雷海宗）等战国策派的同仁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