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者，也是从上一个世纪之交迄至民国初年亦即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第一位输入西方史学的代表人物。梁氏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1899年在横滨创办《清议报》，1902年又办《新民丛报》，利用这些舆论阵地，继续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路线；与此同时，他广泛地涉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1902年梁氏名篇《新史学》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该书激烈批判封建主义的旧史学，倡导“史界革命”，并进而提出了新的历史观念，为闭塞的中国学术界带来了近世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最初信息，使我国读书界人士“粗闻西洋近世新史学之要义”。同年，梁氏在《新民丛报》上介绍文明史学时，使国人知晓基佐的《欧洲文明史》及其他西方史学家的名字，成为在当时情况下“吾国史学引纳西说之权舆”。〔6〕这里需要特别提到：从世界范围来看，梁启超在写作《新史学》的时代，史学正在蕴酿着巨大的变革，当然不可低估这时的传统史学仍有巨大的影响，但东西方新史学的思潮都在萌发，其势不可阻遏；倘我们进一步开拓学术视野，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把梁氏于1902年的《新史学》与比它晚出十年即于1912年问世的美国现代新史学派的奠基者詹姆斯·鲁滨逊的《新史学》作一番对照，亦可一见梁氏在这世界史学变革的潮流中，其传播西方史学的重要地位。且看：
    梁鲁二氏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史界革命”的主张，对以往的旧史学展开了批判。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认为中国的旧史陈陈相因，只重政治史，仿佛是帝王的家谱；〔7〕鲁滨逊则指出旧史学只记述政治事实，说的是朝代兴替、军功记录、外交阴谋与宫廷丑闻等，这是一种把读者引入歧途的“庸俗观念”。
    两者都主张要拓宽历史学的内容。梁氏认为必须“为史界辟一新天地”，主张历史要研究智力、产业、美术、宗教和政治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鲁氏认为“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8〕举凡人类全部过去的活动都应包括在“新史学”的范畴内。
    这两位史家都力图以进化论的观点来重新研究历史。梁启超说要把他的“新史学”成为“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的学问，他运用于社会历史研究的进化论，中间还夹杂着《公羊》三世说的成份，是一种庸俗进化论；鲁滨逊声称要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去观察与研究历史，以为这是新史学的“基石”，实际上它同前者一样，都是一种庸俗的进化论。
    梁启超与鲁滨逊都重视历史学的垂训作用。梁氏主张要用历史来启蒙中国人的愚昧的思想，让国人猛醒，为中国的未来而奋斗；鲁氏则强调“新史学”的社会功用，认为它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过去，服务现在，推测未来，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占有比以前更加重要的地位。
    真是何其相似乃尔！梁启超与鲁滨逊在这里说不上是前者影响了后者，还是后者启迪了前者，在梁启超与鲁滨逊之间确实在史学上没有过什么直接的联系，但他们的史学思想却在时代的感召下产生了某种“共振效应”。
    梁启超此时获知的西方史学的知识，主要是通过日本的间接输入。梁氏不谙西文，他曾于不惑之年从头开始学习英文，即便如此，他对研读颇为深奥的西方史学方法论的原著仍感到困惑，但他精通日文，在他所接触到的日文书籍中，史书所占比重甚大，以其《东籍月旦》介绍的日文书为例，在总共70种书中，史书竟达50种之多。〔9〕可见， 梁氏撰著《新史学》，构建他的史学理论体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得益于日本的间接介绍。顺便说及，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输入西学（包括史学）方面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在20世纪初年，日本简直成了中国学人了解西方乃至世界的一个窗口。如1902-1913年间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竟先后有六种译本之多。〔10〕在20世纪初年，这种情况何止只发生在史学。
    梁启超直接吸纳西方史学，那是在他的《新史学》问世16年后的事。1918年冬至1920年春，梁启超漫游欧洲，足迹遍布英伦三岛及欧陆的法、德、意及瑞士、荷兰、比利时等国，其中在法国逗留时间较久。耳濡目染，更是直接感受到了西方史学的影响。杜维运云：“此时正值班汉穆（E.Bernheim）、朗格诺瓦（Ch.V.Langlois Langlois））与瑟诺博司（Ch.Seignobos）的史学方法最为盛行的时候，梁氏所请留法学生给他讲述的各门学问，史学方法是其中的一项，应是不容置疑的。”〔11〕这一点亦可从当时身处巴黎的李宗侗的记载中得到验证。〔12〕归国后，梁氏于1921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演，翌年即把讲演稿汇集出书，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这部专门研究中国史学方法论的名著，不消说是留有欧陆之行所感受到的近世西方史学方法论的深刻痕迹，进而言之，这也是梁氏运用近世西方史学方法论来研讨中国史学的一种结晶。杜维运曾将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朗格诺瓦、瑟诺博司二氏合著的《史学原论》作过很具体而细微的比较，其结论曰：“深觉二者关系密切；梁氏突破性的见解，其原大半出于朗、瑟二氏。”又说，“他的这部书，无疑是中西史学互相激荡下的产品。”〔13〕当然，西方史学最初通过日本的间接引进，不免疏漏，不免粗陋，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随着留美中国学者的归国，逐渐改变了这一情况。1917年，胡适留美归来，任教于北京大学，直接输入了西方的治史方法，对当时的中国历史（尤其是古史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古史辨派”便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不过，胡氏忙于宣扬他的实用主义历史观，而于西方史学输入的具体业绩不多，建树亦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