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伊格斯在1984年写的《最近十年历史学发展的回顾》中总结了西方史学发展的一些新动态。他认为，七十年代初风行一时的认为可以用科学计量和公式来解释历史问题的看法已成过去，对于人类历史与文化本身的特点重新得到重视。历史要研究人而不是环境，不只要集合与统计而要考虑个别与特点。但历史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并没有被放弃。
    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历史学，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和掌握历史状况特有的性质。如坎波拉从重视瘟疫的生态现象转到分析一个村庄人们对瘟疫的反应，勒弗瓦拉杜里从经济人口决定论转到分析十四世纪一个村庄人们的思想状况，金斯伯格从研究十六世纪一个磨坊工人对宇宙观的异端看法来分析农民文化，迪比研究法国封建社会一个星期节日的社会思想内容。心理历史学从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开始产生，现在已不只是对个别大人物进行表面化的研究，而是深入到分析个人心理与社会根源的联系。而研究奴隶、穷人、妇女等群众，家庭与性关系，犯罪与反常行为，民俗文化与巫术的史学著作，都要结合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包括计量在内。
    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史学家在这种倾向下汇合了，出现了国际性的组织，进行学术交流和很快翻译、畅销各国的著作。专门研究民俗、性与婚姻，死亡观，宗教与巫术的民俗文化史著作很多，而史学家在强调经济因素的同时，也从狭隘的经济决定论中解脱出来。如理查德·梯利的《动乱的世纪，1830-1930》，集中研究法国、德国、意大利各种动乱的形式、频度和发生地；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认为阶级也是一个文化形态和历史现象，阶级意识是由传统、价值体系和系统概念体现出来的。对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阶级的形成问题，德、法、英、意、美等国学者在1982年共同编成了《阶级和文化》一书，从对经济和人口变化的研究发展到从人类学角度对日常生活进行研究，探讨日常生活价值观与态度的变化，作为社会变革和阶级形成发展的一个标准。但另一些著作，则认为阶级意识是从共同的斗争中形成的，是命运与共的人群文化与精神上认同努力的产物。
    新的政治思想史，也从孤立论述大思想家转向从知识与文化的传播，语言和思维逻辑发展等方面去寻找脉络。也有从新角度研究历史大问题的，如魏勒的《德意志帝国，1870-1914》，利用了马克斯·韦伯的分析，认为经济现代化并未伴之以社会关系与政治的现代化，是德国发动两次大战并遭失败的悲剧的原因，这是前工业社会的统治者力图控制工业化社会的结果。当然，对这个问题也有着重分析其经济社会原因和大人物与群众心理因素的论著。
    纵观过去十年，历史研究的领域大大扩展了，从一般性的狭隘历史论述到结合应用各种社会科学，又从教条的绝对化的搬用社会科学方法深入到对具体历史和具体人的深入理解和研究，而这种具体研究又没有脱离社会科学方法应用上带有的普遍意义。但新史学并未流于实证主义那种包罗一切历史真实与规律的既定模式。历史学正由于自身的特点，而对各种社会科学的静态研究、资料统计、文献运用等作出必要的贡献和补充。
    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的新发展是源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和科学技术状况，欧美与世界其它地区交往的大大增加，旧统治上层的衰落和下层阶级与民众政治文化意识的觉醒，和随着这些转变各种矛盾与斗争的表面化。这使我们对于过去的认识也改变了。历史学不能脱离这个时代社会与科学文化发展的现实与矛盾，而必然应具备新的批判眼光，但这种批判眼光不等于说我们不必去谨慎地对待过去的历史真实，这是我们从历史学传统中就当继承的遗产。（郭方摘编自格奥尔基·伊格斯《欧洲历史学的新方向》，威斯里安大学出版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