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进入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工业革命使英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发展，整个社会均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主要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错综复杂，日趋激烈。在此历史背景之下，乔治三世个人统治（1761-1782）应运而生。它的形成与倒台集中地反映出英国社会在工业革命初期的主要矛盾和重大斗争，对当时的英国历史发展和英国近代政治制度的演变具有重大影响。
    百余年来，关于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研究一直是英国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较大课题之一。有人吹捧乔治三世是“英国宪法自由的第一代表和卫士”；①有人抨击关于乔治三世个人专制的说法是编造神话；也有人列举乔治三世的种种罪状，认为他是英国近代史上最坏的君主，给英国带来极大损害。②我国史学界对乔治三世个人统治论评殊少，且语焉不详。笔者不揣谫陋，作些初步探讨，期待读者指正。
    （一）
    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社会经济出现了以圈地运动为主的“农业革命”和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与之相应，资本主义化贵族地主、资产阶级和下层人民这三种社会力量在时代激流中彼此搏击，描绘出英国此时的历史画卷。
    在农业方面，对农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和农业技术的革新使土地收益大为增加。在十八世纪中，每英亩土地平均产量提高了44％。③厚利在望，地主们群起若鹜。从五十年代起，圈地运动再起狂潮。1760年前，议会通过214个圈地法令，而在六十年代，议会通过了385个圈地法令，七十年代，圈地法令就猛增到642个。人所易见的是圈地为工业革命创造了必要条件，而它的另一重要结果却往往为人忽视：即贵族地主的政治经济实力由此大为增强，“土地越来越成为政治权力的基础。”④这对十八世纪英国历史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贵族地主阶级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经济演变已经资本主义化。“前一代贵族只对狩猎感兴趣，仅仅谈论马和犬；这一代则谈论肥料、轮种、苜蓿和萝卜。”⑤他们是“经济生活的主宰，”⑥并拥有政治垄断地位。旧的议会选举制度也十分有利于他们保持这一垄断地位。有人写道：土地贵族“掌握了上院，控制了下院一个很大部分’，“他们的势力……维持了他们对一般乡绅和中小市镇中商业和职业阶级的权威。他们在内阁和法院占压倒优势。”⑦六十年代，英国245个选区中，有1,000选民以上的选区仅22个，有500-1,000选民的也仅22个，其余大多只有百余选民或几十选民，有的选区甚至已沦为海底或牧场。有7,000选民的伦敦城和有9,000选民的威斯敏斯特与仅有36个选民的巴思选区一样，只能各选二名议员。1761年大选中，55名贵族控制了下院558名议员中的111名，占总数1／5，而商人在下院仅50人左右。其余多是乡绅地主，被称为“乡村党”。他们在下院拥有强大势力。⑧
    从政治本性看，乡绅地主阶级是社会中最保守，封建残余意识最多的阶级。他们反对一切不合其私利的社会变革和内外政策，自视为国家主人，睥睨其他阶级。在六、七十年代，这个阶级与资产阶级、下层人民的矛盾日趋激化。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也随着工商业迅速发展而日益成长壮大。他们感到自己的权力股份与增长中的经济实力越来越不相称，不愿寄人篱下，因而与贵族地主的矛盾日趋尖锐。1761年，一位伦敦议员在下院宣称：“国家能使他们（中产阶级）安居乐业，也能使之烦恼忧愁，他们对此感受最深，有权对国家的状况和行动加以干预”。⑨资产阶级与贵族地主的经济矛盾也在深化。他们公开谴责地主们利用权力推行谷物法，“增加了制造业者的开支，阻碍了我们的工业品出口”，抨击地主们“自私自利，目光短浅”，制订政策时无视工商业利益。⑩六十年代，这个阶级举起激进主义大旗，要求改革议会，公开向贵族地主争夺政权。1688年妥协已不再适应工业革命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新的阶级斗争形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实现民主改革，打破贵族地主的政治垄断，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和进一步完善，以促进工业革命迅速发展。
    第三种社会力量是广大下层人民。工农业的发展给他们带来深重的苦难。他们经常面临破产失业和流离失所的困境，因而不断反抗斗争。当时有人惊呼“盗贼”蜂涌，天下不太平。小华尔波尔写道：“一个人若不得不去旅行，即使在白天，也如同上战场。”（11）从工业革命初期大量反圈地斗争和“食物暴动”的情况来看，下层人民斗争的矛头更多地指向贵族地主。
    资本主义化贵族地主与资产阶级、下层人民的矛盾构成此时的主要社会矛盾，英国社会面临一次不可回避的大冲突。乔治三世个人统治正是这一矛盾的必然产物。
    1760年前后，贵族地主阶级掀起一股“忠君爱国”的王政思潮，企图恢复几近虚名的王权，以此强化自己的统治，维护其私利。旧托利党首领博林布罗克首先提出“爱国君主论”，他毫不掩饰地将矛头直指资产阶级，惊呼资本利益已成为土地利益的政治对手。“爱国君主论”的主要内容是：（1）申明贵族地主与资产阶级的主次关系：“地主才是我国政治航船的真正主人，而资本家只是船上乘客。”（2）主张君主集权，反对内阁制和政党。国王是作为“人民的中心”，“首脑”，和“万民之父”而统治；“党派是政治罪恶”，必须镇压。（12）（3 ）将“爱国君主”视为地主利益的唯一保障，认为只有他“才能把国家从现在的毁灭中挽救出来”，因为资产阶级“侵蚀”并“腐化”了王权和社会；（13）鼓吹“爱国君主”是“物质与精神世界一切奇迹中最不寻常的奇迹。”（14）这种论调无疑是在造神。历史上，某种个人专制出现之前，总会有某种相应的预兆，这就是舆论准备中的“造神”。王政思潮的泛起正是乔治三世个人统治行将问世的预兆。六十年代中，王政思潮泛滥成灾。乔治三世的“国王之友”们大肆鼓吹恢复王权，宣称国王“正奋力铲除这根深蒂固的内阁制度”，要求国王“不要把政府完全交给大臣，……只把大臣……当做手中权力工具”；“不是国王依赖大臣，而是大臣依赖于国王。”（16）有人早就指出“爱国君主论”实际上强调君主集权，甚至要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并牢记心头，成为言行是非的准则。（16）
    不难看出，王政思潮实际上是要勾销1688年以来资产阶级的一些主要民主政治成果，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实质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改革，镇压下层人民，反映出贵族地主迫切需要一个铁腕人物作为其政治代表进行统治。
    1760年，千呼万唤的“爱国君主”乔治三世在“拥护君主制的支持不断增长的形势下”（17）登上王位。他早年丧父，深受封建意识浓厚的德籍母亲和旧托利党人熏陶。登位之前，他就视恢复王权为己任。登位之后，他表示决不让大臣作践自己，否则就不配为国王，（18）认为大臣只是手中工具。（19）他公然蔑视资产阶级，“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一帮下贱店主竟妄想对整个立法机构发号施令。”（20）
    当时一位辉格党人说，他现在不害怕詹姆斯主义，它已彻底完蛋，但他担心托利主义把一切交给王权，而这正是当前主要危险。（21）乔治三世一上台就利用反对“七年战争”的社会情绪，大肆玩弄权术，清除异己，培植君主势力，将辉格党人逐出政府，建立了听命于君主的“国王之友”政府，从而结束了半个世纪的辉格党统治。恩格斯指出：乔治三世开创了托利党独霸的政治局面，在英国的政治保守时代，无疑应由保守党派执政。（22）
    乔治三世个人统治从此开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