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西农民战争比较研究的误区
    十六世纪以后，当中国仍然在封建制度下徘徊时，西欧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方面迅速超过了中国，中国则无可挽回地降到了被动、挨打的后进地位。这一残酷的历史现实使人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处在“停滞”、“僵化”、“静止”状态中，究其原因便是农民战争次数太多、规模太大、斗争太激烈。
    最先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处于停滞、静止状态的是英国人亚当·斯密。他从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角度考察中国，认为“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13〕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为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共产国际和中国一些人士曾进行了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论战中，有人开始把中国社会“停滞”与农民战争挂起勾来。苏联学者最先把中国社会停滞与农民战争挂勾。如坎托罗维亚认为，“具有明显的土匪性和破坏性”的人民起义是使中国社会“处于停滞僵化状态”的根源。〔14〕不久，中国人也开始持类似的观点。王礼锡是最早把“间歇性的农民暴动”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停滞的重要原因的中国学者之一〔15〕。三十年代，有人主张“历史循环论”。其中，莫非斯、陈高镛等人认为是农民暴动的周期性破坏，造成了历史的循环。如莫非斯写道：“循环的原因，完全由于农民暴动。”〔16〕针对这些观点，1939年，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对当时论战中提出的一些不科学的观点作了正面回答，否定了把中国社会停滞归罪于农民战争的观点。他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7〕这一结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18〕列宁也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唯一的直接动力。”〔19〕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肯定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一般是指新旧社会更替时期阶级斗争的“助产婆”的作用。恩格斯专门论述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也没有提出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认为，“中世纪所有的大规模的起义都是从乡村中爆发的，但是由于农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极端落后性，这些起义也毫无结果。”〔20〕毛泽东肯定农民的阶级斗争是封建社会本身发展的动力，给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是新旧社会更替助产婆的阶级斗争学说，加入了许多新内容。此后，虽然仍然还有人不时提出农民战争破坏论，但这种观点却越来越少了。因为这种观点本身的致命弱点在于，把本来不存在的事物（中国封建社会停滞、静止、僵化）强加于农民战争身上。中国封建社会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绝对不是停滞、静止、僵化的，而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一种社会形态。举世公认，中国人在封建社会时期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封建文明，它不仅拥有最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而且科学技术成就也超过了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正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很有活力，才在世界上保持了将近两千年的先进地位。农民战争使中国封建社会停滞、静止、僵化之说，是一明显的误区。
    到本世纪七、八十年代，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不过，这一回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这一符合历史实际的概念，代替了中国封建社会停滞、静止、僵化等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概念，而且建立在广泛地进行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的基础上。把农民战争视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阻力的观点没有实质性变化。有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民战争太多，破坏太甚”〔21〕，“西欧封建经济起点低，农民战争很少，却最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封建经济起点高，农民战争最多，却未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与阶级斗争尖锐，农民战争频繁，有一定的关系”（着重号是原有的）〔22〕。还有人认为，“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严重地打断了封建化过程，葬送了封建化已取得的成果，使社会重新回到封建化的起点上去”，“农民战争非但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历史进步”，“造成封建社会长期延续”〔23〕。有人还提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论”造成超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农民战争。它“使整个社会发生剧烈的振荡，那些尚未成熟的因素也受到杀伤，社会进步所必须的积累也中断了。”〔24〕可见关于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阻力的问题，并未解决。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主张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阻力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这些观点是通过中西封建社会比较而得出的结论。明摆着的事实是中国农民战争次数多、规模大，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长；西欧农民战争次数少、规模小，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短，而且顺利地为资本主义社会所代替。
    但是，农民战争的状况和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都是根源于封建经济结构的并列现象。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25〕在任何情况下，农民都是封建经济结构的受害者，他们为求生存起来造反，只是改造封建经济结构的不自觉的行动。这些行动充其量只能调整封建经济结构，使之有利于小规模经营，从而促进封建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农民战争在多大程度上能把封建经济结构改造得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或者说创造封建经济结构解体的条件，这又不取决于农民战争，而取决于封建经济结构的状况。既不能要求农民战争促进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也不能要求农民战争促使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去。通过中西比较，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归罪于农民战争太多，破坏太甚，也是一个明显的误区。
    三、动力与社会发展的顺差和反差
    如果说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那末，应当是动力大者，社会发展快；动力小者，社会发展慢，动力与社会发展呈顺差态势。中国农民战争次数最多、规模最大，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最大，因此，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维持了两千年的世界先进地位。这种先进地位是通过许多次治、乱、兴、衰的更替过程才得以维持的。每当封建制度腐朽，社会生产处于停顿状态，甚至倒退时，是通过农民战争扫除了封建关系的腐朽部分，调整了过分集中的土地占有关系，造就了大量的自耕农，使社会生产出现突飞猛进局面，于是出现“太平盛世”。这方面的意见，史学界已有大量论述，在此从简。西欧封建社会在前800年里，农民战争很少，很小，经济、文化都很落后；在后400年里，农民战争的次数和规模明显增大，社会发展的速度也明显加快，甚至后来居上，取代了中国的世界先进地位。当然，中西先后取得的世界先进地位不能说全是农民战争造成的，但至少可以说农民战争与社会发展是顺差而不是反差。不过，中西比较，则是农民战争这种动力大者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长，动力小者延续的时间短。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反差，也是人们误认为农民战争是社会发展的阻力而不是动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