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运动和其他形式的运动一样，有动力也有阻力，动力被阻力抵消后，余下的部分才是实际有效的动力。中国封建社会治、乱、兴、衰的发展过程说明，乱与衰完全是由于统治阶级极端腐朽，不顾后果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人民，造成社会生产停顿和倒退。故毛泽东把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视为封建社会发展的阻力〔25〕。只有农民战争才能扫荡腐朽的统治阶级，使封建社会出现治与兴。若农民战争遭到毁灭性镇压，危机不但不能缓和，反而使社会生产遭到更大破坏。中国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和十六世纪德国农民战争遭残酷镇压后的情况便是如此。这就说明统治阶级对农民战争的镇压力也是阻力。恩格斯比较1514年瑞士农民战争取得成功和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时指出，“瑞士的这些地方性起义之所以会成功，道理很简单，就是瑞士的中央集权情况还远不如德国。农民们在1525年也到处战胜了地方性的统治者，但却被诸侯们有组织的大军击败，而这种大军正是瑞士不存在的。”〔27〕可见，在恩格斯看来，农民战争的成败，取决于封建政权中央集权的程度，亦即这种有组织的镇压力的大小。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这种动力虽比西欧大，但封建政权中央集权的程度比西欧更高。中西相较便是动力大者，阻力也大，动力小者，阻力也小。即使中国农民战争克服了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镇压的阻力，推翻了旧的封建王朝，又有更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建立起来。农民战争所取得的成果，还要继续被这种阻力所抵消。在西欧，农民战争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往往都能保存下来，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中国农民战争的动力虽大，但被强大的阻力抵消后，余下的有效动力不会比西欧大，可能要小一些。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不断发展和加强，而农民战争这种动力的发展和加强并不十分明显。清末的太平天国革命与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斗争形式虽有许多不同，但力量方面并无实质性加强。因此，动力被阻力抵消后的有效动力不是增强而是不断削弱。西欧封建社会后期，政权的中央集权程度虽然不断加强，但农民战争也突破了地方性的局限而形成了全国规模。而且，有市民反封建斗争与之呼应，有效动力明显增强，社会发展加快。
    结合动力与阻力两个方面来考察中西封建社会的发展轨迹，动力与社会发展出现的某种反差现象，是不难理解的。同时，还应当考察这种动力的不同作用方向。历史运动也和其他形式的运动一样，动力作用方向的差异，社会发展的方向也会出现差异。农民为求生存所进行的反封建斗争，目的在于争取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封建制度哪些方面妨碍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民阶级斗争矛头就会指向这些方面。农民战争的矛头所向，就是这种动力的作用方向。中西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差异，决定着农民战争动力的作用方向也有所不同。中国皇帝以全国土地最高所有者、全体农民的农奴主的地位，成了农民的最大剥削者和压迫者。农民为使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从秦末农民战争“伐无道、诛暴秦”开始，每次农民战争都把斗争矛头直指残暴的皇帝，希望打倒坏皇帝，迎立或者自己当好皇帝，以达到“不当差，不纳粮”的目的。农民战争虽能使一些皇帝“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予戮”，但却不能推翻压在自己身上的封建专制制度，不可避免地被利用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虽可能得到暂时的改善，但却不能摆脱对国家的人身依附、求得解放而成为自由的小商品生产者。农民战争动力的这一作用方向，只能促进自然经济的发展。农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比较现实的途径是获得小块土地，当自耕农。佃农可以努力经营，得到积蓄，购买小块土地，成为自耕农；也可“舍本逐末，”，赚些钱，再“弃末归农”，成为自耕农。但在每个封建王朝的后期，土地兼并特别激烈，农民生存尚且成了严重的问题，当自耕农之路自然完全被封死。通过农民起义的打击，使大批地主、官僚、贵族“不死沟壑，则奔窜散处”，甚至“合门遇害，资产无遗”。这便造成自耕农大量产生的条件。农民战争动力的这一作用方向，也只能推动自然经济的发展，农民并未摆脱国家农奴的地位，也未成为自由的小商品生产者。
    西欧领主不仅掌握土地所有权，而且掌握农奴人身的支配权，农奴被分予一小块世袭使用的土地。故农民为争取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斗争的目的与中国不同，不仅主要不是推翻中央政府，也主要不是争取土地所有权的斗争，而是争取摆脱农奴地位，求得人身解放。农奴可以通过以下各种道路而获得解放：“或者是逃到城里去做手工业者；或者是交钱给地主代替劳役和产品，从而成为自由的佃农；或者是把他们的封建主赶走，自己变成有产者。”〔28〕三条道路不同，目的却只有一个，即摆脱领主的人身控制而获得自由。农民战争动力的这一作用方向，客观上起着瓦解封建庄园制度和农奴制度、破坏自然经济的作用。使农奴成为自由的小商品生产者而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地盘、准备条件。
    中国农民战争动力的作用方向是推动自然经济的发展；在西欧则是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不同虽然是中西封建结构不同造成的，但却使两者动力与社会发展出现了反差。虽然，“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29〕，中国自然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为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开路。但是封建社会的农民是封建生产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阶级斗争如果“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30〕，就不能起更大的革命作用。封建社会根本不存在这些新因素来领导农民的阶级斗争，只有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分子和市民阶级可能成为农民战争的诱导力量。中西农民战争所起作用的差异，还由于两者农民战争的诱导力量的差异。
    中国商品经济对封建制度的依赖性，使市民在政治上很难表现出独立性。在封建社会很长时期，很少见独立的市民运动。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后，出现微弱的市民反封建斗争，也很难说是市民阶级独立的自觉运动。可见中国市民，始终未形成一个有所作为的阶级。农民的反封建斗争，没有封建社会革命因素市民阶级的诱导，便受保守因素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所左右。从秦末农民战争到太平天国革命，每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都有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进来，并且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却不能促使农民战争起到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革命作用。西欧市民由于共同利益而逐渐“产生出市民阶级”〔31〕，因此，这个阶级能以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诱导农民战争。1358年2月，法国巴黎市民起义，到5月便诱发扎克雷起义。市民也曾派300人的队伍支援起义农民。1381年的英国瓦特泰勒起义，也曾受到过市民阶级宗教改革家威克里夫宣传的影响。起义农民进军伦敦时，市民打开城门欢迎起义农民。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是市民阶级的改革家“路德放出的闪电，引起了燎原大火。”〔32〕在这次农民战争中，许多市民参加了起义，其代表人物文德尔·希普勒还主持起草了著名的《海尔布朗纲领》，力图使农民起义从属于市民阶级的利益。虽然，西欧多次农民起义也有封建贵族参加，但贵族对农民战争的影响比起市民来，要小得多。
    中国农民战争的主要诱导力量是本性保守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这种力量，只能把农民战争引导到改朝换代，加强封建专制制度的方向，充其量只能造成自然经济的发展。封建专制的加强，又使商品经济无力摆脱对自然经济的依赖地位，造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要素难以从封建经济结构中解放出来。在西欧，农民战争的主要诱导力量是商品经济的代表者市民，而且市民反封建斗争与农民战争形成合力，不仅增强了打击封建制度的力度，而且促进了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而把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要素解放出来。
    马克思指出：“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33〕。封建社会的阶级对抗根源于大土地占有制与生产过程小规模经营的这种经济结构，而且是受这种经济结构的制约。农民战争能把恶性膨胀的大土地占有制调整到较有利于农民小规模经营的轨道上来，造成创造更多社会财富和生产力发展的有利条件。因此，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中西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差异和封建社会延续时间的差异，都根源于封建经济结构的差异，又受封建经济结构差异的制约，故不能把两个同根同源的问题视为因果关系的问题。不可否认，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多，必然要冲破封建经济结构的障碍，为自身的继续发展开辟道路。但是，由于中西封建经济结构决定着中国农民战争的动力大多被阻力抵消，有效动力甚至比西欧小，而且不同的封建经济结构又决定着农民战争动力的作用方向和诱导力量在中国是促进自然经济的发展，西欧则是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促使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处于难产状态，西欧却成了资本主义的故乡。
    收稿日期：1995-10-05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职称：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