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走上奴役外邦人的道路
    公元前6世纪前后，希腊各邦通过一系列改革，最终废止了公民内部的债务奴隶制（其中以公元前594年梭伦在雅典颁布的“解负令”最负盛名）。债奴制的废止，意味着任何公民都不能以自己的公民同胞为剥削和掠夺的对象。但是早期国家的本质就是一部分人掠夺、剥削和统治另一部分人，公民既然成为统治阶级的成员，他们必须要有统治的对象。于是，公民们便自然而然的把掠夺和剥削的矛头从族内转向族外--开始走上奴役外邦人的道路；通过暴力或商业手段，从异国他乡带回大量人口作为新的剥削对象。
    这是决定东、西方传统分道扬镳的一个关键性转变，西方那种外向经济及开放政治正是以这一转变为起点的。因为首先，要获得源源不断的外邦奴隶，希腊人就再也离不开海外贸易、海上劫掠乃至暴力扩张这类手段了；其次，为了有效剥削和统治这些外邦人，希腊人不得不把政治权力开放给本族人。不可否认，东方国家的统治者也剥削和奴役外邦人，但却以剥削和奴役本国人为主（长期存在债务奴隶制）。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希腊人废止债奴制的企图得以成功？
    一方面，“殖民建邦”的特殊方式使债奴制失去存在的社会基础。作为少数人的殖民者，为了维持对多数土著居民和其他外来人口的有效统治，他们内部的矛盾必须缓和到最低的限度，因此，统治阶级内部的债奴制没有生存的土壤；海上殖民时期那种“同舟共济”的凝聚力已把殖民者紧紧联结一起，当他们在有外邦人可供奴役的情况下，债奴制就再也无法在殖民者当中盛行起来；殖民城邦（子邦）这种社会关系通过贸易与征战等交流渠道，最终反馈到母邦当中去，必然会引起母邦的社会变革。斯巴达就是缓和内部矛盾以对付被征服者的一个典型例证，传说中的吕库古改革通过重新调整斯巴达人的内部关系，强化了对于希洛人和皮里阿西人的统治。[18]
    另一方面，平民势力的强大使债奴制最终被废止。手工业与农业的较早分离，使整个社会的生产被纳入商品生产体系。农民和手工业者在经济上互相依存，谁也离不开谁，他们都是小商品生产者，因而具有生死与共的利害关系，于是两者便汇合成一个强大的平民阶级，他们与日益衰落的贵族阶级相抗衡。贵族以谷物生产为主要营生手段，多数小农则以园艺种植业为生，可是希腊的谷物业是无足轻重的，园艺种植业才是农业发展的主流，因此，对于多数城邦来说，贵族的没落和平民的强大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就是平民最终可以迫使贵族放弃债权的主要经济原因，在这方面雅典的梭伦改革是一个无以伦比的典型例证。
    概言之，从社会阶级基础、国家形成的独特方式和奴隶制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来，希腊奴隶制经济大体上是属于外向型的。这一点既有别于古代东方社会，又为以后罗马经济的发展确立了一个方向。
    注释：
    [1]见Hermann Bengtson，History Of Greece ，From The BeginningsTo The Byzantine Era，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1988，P.3.
    [2]林志纯：《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 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54-263页。
    [3]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第81页。
    [4]见《奥德修记》，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34、 241页。
    [5]亚里斯多德：《雅典政制》，三联书店1957年版， 第8-9页。
    [6]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第51页。
    [7]William R.Biers，The Archaeology Of Greece，CornellUniversity Press 1981，PP.184-187.
    [8]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 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9-60页。
    [9]根据顾准的观点， 希腊人的航海历史是从爱琴文明时期开始的，腓尼基等东方民族是在希腊人影响下才学会航海的。见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3-44页。
    [10]Michael Grant，The Rise Of The Greeks，London 1987，PP.7-10。
    [11]John Boardman，Jasper Griffin ＆ Oswyn Murray ， TheOxford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World ， Oxford UniversityPress 1986，P.23。
    [12]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28-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