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罗马发达型奴隶制的成因
    我们在上文中概述了罗马奴隶制的六个特点，这些特点的成因内容繁富，现大致归结为以下四点。
    （一）经济、政治、社会制度改革及时，内部矛盾得到较合理的调整，由此造成了一致对外的强大力量
    “王政时代”在罗马民族进步的道路上横着两块拦路石，一是氏族制度，二是平民与贵族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和激烈的斗争，本族内耗严重。前六世纪中后期，第六王塞尔维·图里阿实行改革，主要内容为三大方面：罗马居民不论贵族、平民，凡能服兵役者皆按拥有财产多少分为五个等级，贵族、平民之间的身分级差意义始有下降，平民上层的经济地位稍有上升；创百人队会议代替库里亚大会的权力；设四个地区部落代替原有的三个血族部落。这是对氏族制度的一次革命性否定，国家制度框架大体形成。在氏族制度下，人们重门第，讲出身，习惯于固步自封，仗势欺弱；在新制度下，人们讲奋斗，重财富，渐渐形成进取、竞争的精神，利于个性发展，发挥着巨大的进步作用。
    平民与贵族的矛盾主要有三个方面：政治权利、土地分配和债务奴役问题。经过平民的斗争，双方关系作了重大调整，实现了一次又一次妥协。公元前494年选出了平民保民官；前367年通过了李锡尼、绥克斯图法案，平民得到分占公地的权力；前326年通过彼得留法案，罗马人不会再因债务降为奴隶；前287年，平民争得了平民会议（特里布斯会议）的立法不经元老院批准即在全国生效的权力。经过以上改革，矛盾得以缓和与转化，罗马减少了内耗，增加了民族的凝聚力，这是罗马国家前期的强大之本。
    在罗马征服意大利过程中，又逐步解决了罗马与被征服民族的矛盾。其中突出的是被征服者的公民权问题。享有罗马公民权，意味着可以合法分得公地、担任公职、享受社会救济等。起初，罗马对被征服的意大利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后于前一世纪初将罗马公民权授予全体意大利人；再后，凯撒更把公民权授予山南高卢人和西班牙的一些城市。这消除了罗马人与被征服者的民族隔阂。由于非罗马人公民的参与，罗马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特别是共和国的中后期，非罗马人公民的这种作用尤为突出，使罗马有了一个对外使用暴力强制的、强大的国家力量。
    （二）实行共和政体，保证了元老院的司令部作用和政治家治国才能的发挥
    根据传统的说法，公元前509年“国王”被推翻，百人队大会选出两名执政官作为国家和政府首脑，罗马即进入共和国时代。实际情况是共和国成立扩大了元老院的权力，元老院成为国家的真正司令部。当时有三百元老，由财政官以上的所有高级官吏、氏族显贵及退职的执政官组成。这些人是一些富有领导经验的政治家。元老院手握广泛的国事大权，即：行政权、外交权、财政权和司法权。在公民大会（先是百人队大会，前287年后又有一个特里布斯大会）闭会期间，元老院又是一切国家大事的最高决策机关。在共和国的早期和中期，元老院在处理国家疑难大事中，都显示出它有着政治家的远大目光，高超的谋略，丰富的经验和决断大事的卓越才能。如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坎尼失败后罗马国家处于危急状态时的一系列决策（具体内容略），其高超、果断、有力，就更为突出。
    罗马所实行的共和制度，与古代一切实行君主专制制度的国家相比，其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主要之点是：1.公职人员经选举产生，他们的才德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2.多数官员由人民选举后，对官员的监督机制比较健全，大体可保证他们向人民负责；3.高级官员除监察官外，任期一般都是一年。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罗马盛衰原因论》中，论及罗马共和制的优点时说：“每个国王在他的一生里都有野心勃勃的时期，但在这之后就会是纵情于其他享乐、甚至是懒散的时期了。然而共和国的领袖是年年更换的，他们总是想在他们的任职期间成就赫赫功业以便重新当选……”[19]公职人员经常更换，对激发政治活动家们的进取、奋斗和创造热情是非常重要和十分必要的。
    （三）具有较强的开放精神，能摄取、消化、吸收一切外来的优秀文化，不忌生冷咸辣
    罗马直到建国，才不过是刚刚摆脱异族统治的一个小城邦，它没有可以炫耀的光辉历史，也没有值得自豪的高度文明，此时对外只有采取开放和虚心学习的态度，才能和国力上自强的要求相匹配，使自己得以立于不败之地。不管当时罗马人是否有这种认识，但主动吸取外来优异文化，却是罗马人的一贯行为。伊达拉里亚文代和希腊文化对罗马人起了潜移默化的启蒙作用。罗马人采用青铜盾牌、剑术、希腊方阵，是跟伊达拉里亚人学的。相传塞尔维、图里阿的改革，是吸取雅典梭伦改革的经验。此外还学会了希腊人、迦太基人的建舰技术。希腊被征服后，希腊文化如潮水般地涌入了罗马。希腊文化是以吸取东方各民族几千年创造的优秀文化为基础的，罗马人正是由于接受了这些文化，才迅速越过它的荒蛮时化，发展成为一个各种制度都相当发达的昌明隆盛之邦。
    （四）统一意大利时生产力水平较高是国力较强的基础，随后的经济转型虽与政治振荡、对外征服并行，但由这些引起的阵痛没有使经济受到致命的破坏，相反是经济得到了跳跃式的迅速发展。罗马国家的政策基本上顺应、容纳、保证了转型中向奴隶制商品经济自然发展的要求
    罗马在前3世纪统一意大利时，国家经济实力已比较强大。此后，罗马的经济以意大利为中心，发生了转型的重大变化，这大体包括：从以农业为主向农、牧、手工业并举的转变，农业本身从以种粮为主向以经济作物（橄榄、葡萄等）为主的转变；从小农业自然经济向庄园简单商品经济的转变；农业劳动的主体从以小农为主向以奴隶劳动为主的转变。经过转型，总体上是奴隶制简单商品经济在经济整体中占居了主导地位。罗马这一经济转型的过程，是与对外征服和一些内部政治振荡并行的。农民长期出征对小农经济起了破坏作用，但对外征服的胜利使大批奴隶涌入意大利，从而形成了奴隶劳动代替、排挤小农的劳动和小农失去土地占有权、土地向权贵手中集中的过程。经济的这个转型的阵痛本来破坏性是很大的。但罗马在转型的过程中，有大量金钱和奴隶流入意大利，对保证生产持续进行起了重要作用。罗马国家的政策基本上顺应了所有上述转型的变动，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政策主要是：第一，大力发展奴隶制，在空前广泛的领域内使用奴隶劳动；第二，支持、保护私人手工业的发展。不仅意大利手工业得到发展，希腊、西亚、埃及、北非、高卢等地手工业和开矿业也得到恢复并发展起来；第三，支持、保护各族商人发展国内外贸易。罗马公民本来鄙视经商，公元3到2世纪罗马的商业是继承了希腊和迦太基的商业并加以扩展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商业政策是对各族人实行普遍的开放和保护，不象迦太基人那样对市场、商路实行垄断，对外保密。因此，罗马的商业水平达到了上古世界的最高峰，各族商人（罗马人、希腊人、叙利亚人、犹太人等）走遍了帝国城镇，从而也成为发达的奴隶制经济长期持续存在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