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于《探径集》，我在品读的过程中，也有几点未必妥当的意见，这里也冒昧提出。
    第一，书脊的书名与封面和版权页的书名不吻合。书脊的书名为《南开史学家论丛·杨生茂卷》，而封面和版权页的书名为《探径集（南开史学家论丛）》。书名乃画龙点睛之笔，两者相异，不仅视觉错乱，而且叫人无所适从。当然，这可能是封面设计的问题，应该是出版社（特别是责任编辑或是丛书主编）的责任，与杨先生本人无甚关系。
    第二，有些文章也应编入本书。我注意到，《探径集》收了杨先生为他人著作写的大多数评论，但为自己的书（含主编）写的前言之类的文字却一篇也没有收入，窃以为是一大缺失，因为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杨先生著、编及其学术思路与主张的恰当而简洁的表述，而且也很能体现一个学者的著述个性，漏掉这一组文字，也不利于读者全面了解杨先生的学术思想。
    第三，书末所附的杨令侠教授编的杨先生的著述目录，似乎尚不完备。本来，一个完备的目录附录可以补文集（因受篇幅局限）不能收罗齐全之弊，而残缺（不完全）的目录则意义不大。所以，目录应以准确、完全为第一要求（即使是一些自己已经不满意的著述，也应该保留文章目录，“立此存照”，以尊重历史）。再者，现有的目录，缺译著（文）项目。另外，现有的目录也有不准确的地方（如“《中国历史研究40年》”应为《中国历史学四十年》，这本书的出版社也不是光明日报出版社，而应是书目文献出版社；“《美国华侨华人史》”应为《美洲华侨华人史》；“《美国史论文集，1949-1979年》”应为《美国史论文选（1949-1979）》；“《外国历史知识》”和“《世界历史知识》”均应为《外国史知识》）。因此，建议令侠有机会时编一个有关杨先生论著的完备目录，这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四，书末所附李剑鸣教授关于杨先生的传记类文章--《杨生茂教授小传》和《杨生茂教授与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文情并茂，可圈可点，对于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理解杨先生的学术历程、史学思想与学术观点颇有助益。但也有两点似可商榷：其一，对于杨先生与刘绪贻教授合作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美国通史丛书》）似乎着墨不多，也没有提到杨先生与张友伦教授主编的《美国历史词典》（尽管尚未出版，但那是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问题），相形之下，似乎对《美国史新编》着笔较多。《美国史新编》是杨先生与南开陆镜生教授“为本科大学生撰写的教科书”，“由陆镜生执笔写成，杨生茂通审修订”（见该书“前言”）。剑鸣教授对本书好像相当看重，认为它“是杨先生多年研究美国史的结晶，也是中国美国史研究成果的一次小结”。“书名曰‘新编’ ，其‘新’表现在新的体系、新的观点和新的材料这三个方面……构筑了一种新的美国 通史全系”（第399页）。“至于对具体历史事件、社会现象的解释，则更是新见迭出，观 点新颖……清新之气扑面而来”（第400页）。剑鸣是杨先生的得意门生，又长期追随先生 于左右，他对先生的理解以及对先生的论著的把握，肯定要远胜于吾辈。不过，实话实 说，我觉得剑鸣关于《新编》的上述评论似乎是过于圆满了。我的看法可能与剑鸣不同 ，我觉得《新编》恐怕很难说是杨先生的代表作，故点到为止即可。要谈杨先生对中国 美国史研究的学术贡献，应对《美国通史》这套费时20多年、综合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美国史研究整体成就的巨著加以着重推介（当然，杨先生在美国史人才培养、学 会组 织、学术交流等方面的杰出贡献，也是功彰绩伟、有口皆碑的）。事实上，这套书 之终 于能够成功出版，离开刘绪贻先生、邓蜀生先生与杨生茂先生这三位德高望重的前 辈锲 而不舍的努力，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五，《探径集》中也有个别文字表述欠缺或某些史实上的疏漏。（1）第14页曾谓“班克罗夫特在1826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的演说中……”。此处的“国庆日”之说，并不准确，应为“独立日”。把《独立宣言》当成是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的标志，把7月4日这一独立日（独立纪念日）当成是“国庆节”，都不符合美国历史的实际。可惜，这样并不准确的说法一直还在流传。（2）第13页注释2中提到马库斯·康里夫等编的Pastmaster一书时，将该书名译为《过去的大师们》，恐未必恰当。该书是一部关于美国著名史学家的合传，Pastmasters应译为《大师们》，加上“过去的”三字反倒成为蛇足之笔。（3）第39页注释1、第192页倒数第1段、第193页注释1，将美国知名的中美关系史专家Michael H.Hunt译为“迈克尔·H.韩德”，也未尽合适，因为“韩德”本来就是Michael H.Hunt为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就正像“费正清”是John King Fairbank为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孔飞力”是Philip A.Kuhn为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史景迁”是Jonathan D.Spence为自己起的中文名字一样。（4）第63页注释1引注的琼·詹森等《温柔驯服者的再考察：美国西部妇女史的再探讨》一文，其发表刊物写作《美国历史杂志》第49卷第2期，两相差异，估计有一处的刊名不确。（5）第187页第3段第4行“蒋匪帮”字样，考虑到《“新边疆”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兼论“美国边疆史学派”》发表于1965年初，在当时的学术文章中哪怕出现“蒋匪帮”之说，亦固所当然，但时隔近40年之后，现在集合成书，若再沿用陈辞旧说而未更张，恐有失学术语言之本色，似乎不太合适。
    捧读《探径集》，既深受感动，又颇多感触。按照杨先生的夫子自道，“解放后，主要精力花在多头教学和没完没了的开会和‘运动’中。坐下来，全力搞科研始于1964年。在那年，美国史研究室宣告成立，但不久又开始了‘文革’运动。‘文革’后的1978年恢复了研究室工作，但好景不长，多次接到‘病危’通知书。1992年后科研几乎又停摆了。这近十年，主要‘工作’是跑医院，只在休息时写点随笔类文章。”（《探径集·前言》，第1页）一位业已86岁高龄的老人之可敬、可爱，夹杂着人生的无奈与无助，其情其景，跃然纸上。这就是杨先生那一代中国的历史学家的历史命运。在抱持“理解之同情”的同时，每每回味这段朴素无华的文字，我总是辛酸欲哭，情不自禁。
    就我自己的阅读经验而言，这部文集中所收的各篇作品，早就拜读过了（有不少文章已读过不止一遍），一直深受其益。自从1981年读大学念历史、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教历史特别是美国史以来，对杨先生的论著一向爱读。杨先生是我由衷钦佩的当代中国史学家之一（我自己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美国史，兼及晚清史，和喜欢杨先生的作品一样，自己还特别偏爱黎澍、陈旭麓、罗荣渠、李慎之、蔡尚思、汪熙、章开沅、刘绪贻、刘祚昌、李时岳、资中筠等当代学者的作品，可惜黎、陈、罗、李慎之、李时岳诸公已作古）。我常常感慨，读像杨先生这样的大家硕学的作品，有如学术圣餐和精神享受，美不胜收。
    在论美国史学之父乔治·班克罗夫特及其史学时，杨先生曾一言以蔽之曰：“扣人心弦的议论，发人深思的观点，贴近时代脉博的思想，是杰出历史学家必备的功力。班克罗夫特最符合这些条件。”（第4页）此乃知人之论。我想强调的是，用杨先生这番归纳评论班克罗夫特的话来评价杨先生及其史学，也是完全适用的，因为《探径集》所体现的正是作者“扣人心弦的议论，发人深思的观点，贴近时代脉博的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不仅可读，而且耐读；它浓缩了先生漫长曲折的学术生涯，见证了老人探索创新的艰辛历程。
    我相信，作为杨生茂先生厚积薄发的学术结晶，《探径集》终将历久而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