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共产党宣言》中的著名论断，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一段话，不妨用东西方对比的观点来理解。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征服世界，是把“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是用廉价商品的重炮使“野蛮人”无例外地投降，“迫使”所有民族接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文明”的过程。资产阶级使很大一部分居民从“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下解放出来，“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也就是说，马克思将世界划分为文明国、半开化国和未开化国三种类型。这是当时欧洲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的反映。马克思所谓的资产阶级征服世界，就是欧美文明国家“迫使”半开化国和未开化国实行文明。
    马克思没有见到亚洲的半开化国家日本争取转变为文明国家的历史。人们认为马克思的亚洲观是以印度为依据的，但十九世纪的印度正走在被西方“迫使”实行文明化的道路上。马克思由此展望东方各国的文明化。马克思认为，亚洲的文明化是欧洲资产阶级强制的结果。虽然当时马克思不知道明治维新，但我认为明治维新也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在欧美资产阶级的“迫使”下实行的。
    日本的幕末时期，从北京传入的《万国公法》流传很广。1848年在北京的美国传教士马丁（中国名丁韪良）将惠顿的《国际法大纲》（《Elements of Internation Law》）汉译为《万国公法》。这本译著在中国未见流传， 在日本却倍受重视，1865年即由开成所刻版翻印，作为“权威性经典”广为人读。1867年5月，土佐藩公议政体派的后藤象次郎和坂本龙马等人也准备出版《万国公法》的翻刻版。1865年美国驻北京代理公使卫廉士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书中谈到《万国公法》在日本翻刻出版和流传时说：
    “中国和日本的官员如果认真研读此书，便会在同外国的交涉中努力运用此书所阐述的惯例和各项原则。而且他们会很快注意到，在同外国缔结的条约中所包含的治外法权的原则，如何违背了西方基督教各国间通行的惯例。”
    《万国公法》在《第二章·论制定律法之权》中论述了领事裁判权，“奉（基督）教之国，有领事驻在土耳其、巴巴里等回回国，审办等端在案（民事、刑事）二权并行，盖其人民居彼者，不归地方官管辖，领事断案”，并以条约规定了这项制度。同样，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也有此类规定。《万国公法》在陈述该条约第二十一条“合众国民人，由领事等官捉拿审理，照本国例治罪”的领事裁判权的条款后，又明确记曰“自主之国，审办犯法之案，尽可自秉其权，不问于他国，此大例也。”
    前面提到的中美厦条约所述，与《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第六条的开头部分几乎相同。日本对领事裁判权毫无知识而加以承认的态度使哈里斯吃惊。领事裁判权是基督教国（自主之国）间不存在的特殊条款，日本被列为与土耳其、巴巴里、中国等国同伍，这在《万国公法》中有明确阐述。
    问题在于日本被欧美诸国列于与土耳其等国同伍，而未当作“自主之国”、主权国家对待。这一点在十九世纪中叶意味着什么呢？
    第四章《论各国掌物之权》有如下记述。
    “自主之国，各有权掌管己之土地公物，或由开拓，或由征服，或由推让，历时既久，他国立约认之，其权皆坚固焉”。
    “欧罗巴各国，掌其本土之权，几尽由征服而来，惟其掌之既久，并得他国立约认之，即为牢固。其属地或在亚美利加，或在阿非利加、亚细亚与各海洲等处。其掌之之权，或由寻觅，或由征服、迁居，既经诸国立约认之，亦为牢固。”
    “自主之国”有“权”通过开拓、征服、割让获得领土，欧洲各国在美洲、非洲、亚洲通过发现、征服、移民获得的领土即互相予以确认。根据对近代国际法的研究，在十八世纪适用洛克的劳动说，因为游牧民族没有对土地投入劳动，故其土地法律上是无主地，通过开拓、移民等获得这些土地就是合理的。在十九世纪，依据非文明民族文明化的理论，在欧洲以外的广袤地区获取领土，对国际法而言是合法的。欧洲的这些“自主之国”，有获取领土的专有“权”，这是世界近代史的现实，而被近代国际法合法化。于是，欧洲以外那些非“自主之国”，如印度和中国，便成为合法地扩张领土的对象。
    对于近代国际法的最新研究成果，是明确地将世界各国划分为三种类型。
    一类：自主之国（文明国），包括欧美基督教诸国，有主权，自主自立；
    二类：半自主国（半开化国、野蛮国），包括土耳其、伊朗、暹罗、中国、日本等，有被限制的主权，领事裁判权；
    三类：未开化国家，包括其他一切国家，是征服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