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埃及学术界存在着一种倾向：历史学家大多热衷于研究政治史，而无视对经济史的研究；少数经济学家撰写了几部埃及近现代经济史，又往往脱离历史事件，孤立地叙述经济的发展。这种政经分离的研究方法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有所改变。一批年轻的史学家崭露头角，他们程度不同地受了进步史学理论的影响，摈弃了传统的治学方法，着手研究埃及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探索埃及近现代史演变的内在因素。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已取得不小进展。
    关于十八世纪的埃及社会
    在土耳其人统治的前三百年间（十六世纪初至十九世纪初），埃及的生产发展停滞。1798年法国入侵前，工农业生产已遭到严重破坏。
    农村中盛行腐朽的包税制。包税人只要向政府预付一年国税和地方税，即可获得包税权。他们大多是曼姆鲁克①。到十八世纪末，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落入他们手中。包税地名义上属土耳其素丹所有，实际上很大程度归包税人支配。包税权不再限定期限，成了可以转让或买卖的世袭权利。包税人在包税领地内享有绝对权力，可任意征收赋税。据记载，在十八世纪末的一般年份里，全国包税人的年收入约3,000万法郎。他们缴纳的国税约占收入的五分之一，有640万法郎，缴纳的地方税约占五分之一，有600万法郎；剩余部分约占五分之三，有1,760万法郎，全部落入私囊。②他们还可以获得一块免税地，称乌西叶地，其面积通常占包税领地的五分之一，由当地农民服徭役耕种。他们对农民有随意关押、鞭笞，有时甚至杀害之权。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非经包税人的许可不得离开村庄。人们称农民为“加阿里”，即依附在土地上的人。在这种残酷的封建剥削制度下，大片农田荒芜，许多河道淤塞，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平原近三分之一的农田荒芜，产量不及罗马人统治时期（公元前31--公元641年）的四分之一。
    城镇中受行会束缚的手工业作坊占绝对的支配地位。这些作坊，一般说来，规模很小，由作坊主和二、三个学徒组成，较大的才有一、二个帮工。作坊的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用玉米秸、稻草或马粪作燃料，用人力或畜力当动力。作坊大多集中在原料产地。产品多数在产地按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交换，而未转化为商品。各行业结成行会。以开罗为例，十九世纪初大约有25,000人从事手工业，分别加入164个行会。各行会有自己的行头和行规。行头原通过选举产生或世代相传，此时已成了包税商。凡向政府预付一年税金者，即可取得行头资格。他们关心的不是发展生产，保护行会成员的利益，而是象农村包税人那样领取金钱。驻埃及的土耳其近卫军瓦解后，行会大多被近卫军士兵及其子孙把持。这些人手艺拙劣，作风霸道，极力排挤埃及手工业者。曼姆鲁克内部派系林立，动辄剑拔弩张，致使埃及社会长期纷乱扰攘，兵连祸结。埃及的手工业由之一落千丈。
    埃及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和发展
    在如此衰微破败的社会中，埃及资本主义有何发展？--
    一部分学者认为，在封建制度下，广大农村处于封闭的自给自足状态，资本主义萌芽还没有从工农业中产生。③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十八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因素已渗入埃及工业”。④埃及资产阶级已经产生。这个新兴阶级是由长老和商人组成的。
    长老不是一些超脱尘世，不问国事的宗教人士，而是一个在政治生活中作用重大的阶层。每当广大人民和土耳其或曼姆鲁克统治者发生矛盾和冲突时，长老往往以“人民领袖”自居，从中斡旋，缓和矛盾，平息冲突，其政治地位仅次于上述统治者。长老绝大多数比较清寒，亦有少数颇为富裕。这些富裕的长老除掌管历代统治者馈赠寺院的大量免税的宗教田产外，还参与经商。他们经商的地位较之商人优越。商人会受官府的欺榨，财产被夺，生命被害。长老恃特权，不会遭到这样的浩劫。
    由于埃及地理位置特殊和城乡间进行必不可少的物资交流，一大批商人涌现了。一些富商不再满足于贱买贵卖，从中渔利，而是充当包买商，直接向城乡生产者提供资金，原料和生产工具，要他们按一定规格进行生产，然后付给他们少量加工费。另一些富商把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农民组织起来，形成在其支配下的手工工场。这些工场与作坊相比，规模较大，设备较好。工人在工场主的监督下进行劳动，工场主很少干活，主要从事管理、指导和监督。工场主用货币或实物（如蜂蜜）支付工人工资。⑤
    由此可见，十八世纪末，长老和商人已有一定实力，部分商业资本已转化为工业资本，少数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已经出现。
    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在长老和商人的支持下，夺取并巩固了政权。穆罕默德·阿里最初代表这些人的利益执政，在决定重大问题特别是赋税问题时，必定和他们协商，求得他们的同意。他赐给长老大片宗教田产。奥马尔·麦克莱姆在公众场合能与穆罕默德·阿里平起平坐，而且“掌握大权，亲自过问一切大小事务”。⑥埃及新兴资产阶级的势力有了进一步的增长。
    然而，穆罕默德·阿里原系阿尔巴尼亚人，在很长时间内对埃及人持不信任的态度。
    1809年6月，穆罕默德·阿里下令取消宗教田产的免税权，长老必须在40天之内将其掌管的地产证件交给政府查验。许多长老因没有证件或不具备合格的证件而丧失大批宗教地产。同年8月， 穆罕默德·阿里革除了奥马尔·麦克莱姆贵族首领的职务，把他逐出开罗，流放到杜姆亚特。从此，长老的势力“一落千丈”，“在政治生活中几乎完全不起作用了”。⑦商人因穆罕默德·阿里推行的专卖政策，工业投资受到限制，商业活动受到歧视，还须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因此，在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本国商人失去了地位”，⑧他们的人数大减，店铺倒闭。埃及新兴资产阶级就此被“推翻”了。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