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读这段话，似乎应制定的“大规则”并不是为了约束胡作非为的外国人和世界文明国家的胡作非为者。但木户在这篇文章中始终以日本人应如何处理外国人为题目。所以，“天兵”（朝廷之兵）惩罚的是对外国人处理不当的日本人。如果稍微考虑一下1868年初的神户事件或堺事件，显然，如何处理不法外国人的问题，一定会与不允许日本对在日外国人行使法律的领事裁判权相冲突。在开放港口，日本人与外国人的纷争包括日本人杀伤外国人事件，在幕末有大小数十起，然而因外国人违法而引起的纷争逐渐增加。但是，他并不主张废除领事裁判权，而要用与“世间（世界）普通之法”同样的“刑法”由“天兵”来处罚不法的日本人。这时还不可能提出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日本政府尚不能公布刑法（幕藩体制下没有制定这样的法律）来处罚不法的日本人，又怎么能谈到废除领事裁判权，对外国人绳之以法呢？所以，如同欧美（“世间普通”）的国内法“刑法”和统治国内的“天兵”，就成了木户（和伊藤）的“永远之着眼点”。
    这样在对外问题中考虑到“刑法”和“天兵”，即法制国家和中央集权国家不是偶然的。英国外交官萨托（日本名佐藤爱之助，中国名萨道义爵士）证实，对于1868年1月的神户事件，西乡隆盛曾向巴夏礼等言明，“天皇政府要维持日本全国的秩序，以使外国人没有必要自己行使法律”，并提议修改条约。“外国人自己（对不法日本人）行使法律”，是“外国人对在日外国人行使法律”的领事裁判权的法理上的延伸，表现为萨英战争和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下关事件那样的外国武装干涉，这是不问原因如何与武装干涉是否正当的严重损害日本主权的事实。对萨英战争有切身体会的西乡隆盛的话应该是有深刻涵义的。这一点对于经历过下关惨败的长州藩的木户孝允和伊藤博文教训更为深刻。
    大久保利通在1866年的建议书中指出，
    “方今宇内各国听取众议，博采公论，虽有小异，皆以公论议决大政。然采其公论有法，其法不立则采公论不得行。皇国欲改昔日独裁之政度，最应立其法。”
    他在指出欧美各国基本是代议政体后，批判了“皇国”日本的“独裁之政度”。应当注意他将日本同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作了比较。十九世纪中叶的驻日外交官们也有同样看法，都将日本看成是东方专制国家。萨托即视土佐藩公议政体论为“以代议政体取代过去的专制政治”，即政治的欧化、文明化，首先就是引进代议政体。
    下面通过以《船中八策》和《萨摩土佐盟约》为核心的土佐藩公议政体派的国家设想，来讨论日本幕末政治的开明论问题。
    《船中八策》和《萨士盟约》提出的公议（诸藩联合）论是早就被提出但未能实现的政治主张，充满了对政治体制欧化、文明国化的强烈的迫切感。《船中八策》在后记中称其为“征之宇内万国”的“急务”策，以“与万国并立”为目标。《萨土盟约》也明记“协正”、修正国体、“亘万世万国而不耻乃第一义”，在前言中规定此为“方今之急务”。这就产生了著名的土佐藩公议派的引进两院制议会（代议制政体）的主张。萨托证实，1867年8月后藤象次郎在土佐会见巴夏礼后，即考虑以英国为样板导入国会和宪法，并要求萨托或米特福德（中国名密福特）就任顾问。在土佐藩公议派的“与万国并立”的国家设想中，就有加入欧美高等国家社会（“诸国之大宗”）的开明论的要素，与前述1866年的大久保利通同样具有修正“亚洲专制”的倾向。这种引进两院制议会的观点，主张让“庶民”人民参加下院，提出了“诸侯会议、人民共和”的口号，无疑是一种以英国为样板的典型的议会观。当然，在幕末时，这还只是理论上的认识。萨托在稍后与某藩家老谈话时就批判了后藤的设想，“以代议政治取代过去的专制政治是诚然不会有好的效果的”。
    对土佐藩公议政体派的国家设想可作如下理解，即在兵库开港的前提下，确定以此为转折点的修改条约、“万国并立”的目标，为此要迫切建立主权国家，引进代议政体，即英国式的两院制议会。这是从对外问题（兵库开港）来认识日本应当建立的国家形式（引进代议政体）。因此，土佐藩公议派的国家设想同幕末日本政治发展的现实（诸藩割据）相乖离，遭到萨托和木户的严厉批判。以诸侯会议为中心的公议政体派的主权国家的设想，虽然可视为开明论，但由于缺乏打开现实局面的策略（没有讨幕），只能是理论与现实颠倒了的国家设想。
    土佐藩公议派的国家设想的另一特征是没有强调天皇亲政的主张。《萨土盟约》中虽有“国无二王、家无二主”的提法，但在盟约本文和《船中八策》中都没有提到天皇亲政的思想。从《萨土盟约》第一条“议定天下大政之全权在于朝廷，我皇国之制度法则一切之万机皆须出自京都之议事堂”可看出其国家设想是以朝廷为核心的“朝廷”的含义，不是天皇主权，而是倾向于议会主权，修正“亚洲专制”。
    预定兵库开港的1867年12月5日确实是幕末政治的重大转折点。 虽然土佐藩公议派的国家设想是先于实践的理论，但“与万国并立”一定是后进国日本的各派政治势力的共同目标。幕藩对立虽已白炽化，但无论土佐还是萨摩、长州都不是要用实力取代幕府，（形成欧洲的自生的绝对主义），而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即跨越幕末日本内在发展阶段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