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七八七年宪法
    美国史学界对宪法的看法主要有两种意见。争论的焦点是制宪者是什么人，目的是什么，宪法的实质和作用如何？
    第一种意见，全盘肯定宪法。认为宪法的制定是响应“神灵的安排”（11），是“国父”们的“伟大创造”。目的是大公无私，为人民着想。从而形成了传统看法。近年来，有的学者们美化制宪者，吹捧联邦主义。代表人物斯坦利·埃尔金和埃里克·麦基特里克认为，围绕宪法的斗争，是青年与老年、中央与地方的斗争。而联邦党人反对的是狭隘的地方主义和惰性。联邦党人比反联邦党人更年青，联邦主义源于进取心；而反联邦党人大都是老革命，顽固地坚持地方主义，已失去革命的锐气。
    第二种意见，否定或基本否定“宪法”。有的认为，1787年宪法是自由与奴隶制两个根本对立概念的混合物，是资产阶级对奴隶制的妥协的产物。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威廉·加里森甚至说宪法是“死亡的契约”、“地狱的协定”（12）。但最有代表性的是进步派史学家。1913年进步派史学家查理·比尔德发表了《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打破了传统看法。他认为：第一，55名制宪者都是讲究经济利益的人，他们大多是动产集团（金融集团、公债持有者、商人、企业者）的代表。其中40个人拥有公债券，14个人是土地投机商，24个人是放债人，15个人是奴隶主，11个人是从事商业、制造业和航运业者。没有一个代表小农和手艺人的利益。第二，制宪的目的，其一是在宪法实施后让政府偿还公债，使债券持有者集团发财；其二是加强资产阶级专政，防止和镇压无财产的群众的“骚动”。第三，在制定宪法和批准的过程中产生了剧烈的矛盾和斗争。支持宪法的是富有的动产集团，反对宪法的主要是农民和负债者。第四，联邦宪法在本质上是个经济文件（13）。关于制宪的目的和作用，梅里尔·詹森进一步补充道：制宪者厌恶邦联时期的“民主制度”，通过制定宪法，使那些保守的富有者和资本家、投机商掌握了大权，占了上风。
    中国史学界围绕1787年宪法是不是第一次革命的重大成就，应基本肯定还是基本否定，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坚持两点论，但倾向于基本否定。曹绍濂认为，“就宪法的产生过程来说，完全没有民主的基础”。“新宪法中的民主因素是很少的”。但又认为，“在评价美国宪法时，也应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整个世界的政治环境”，“美国的新宪法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14）。黄绍湘认为，“美国宪法是反映美国新的资产阶级秩序建立的政治文件”，“它的目的是加强资产阶级专政和警卫资本主义制度，巩固剥削”。“所谓三权分立互相制约，不过是建立一道完全隔绝人民与国家政权的垣墙”。同时，也肯定了宪法的“积极的进步的因素”，“巩固了全国统一，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15）。黄绍湘的观点在1979年出版的著作中有了某些变化，更加强调宪法“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而先前所谈的“积极进步因素”，全然不见了（16）。
    第二种意见，基本肯定1787年宪法。刘祚昌认为，1787年宪法是“美国第一次革命的一个重大成就”，是一部“进步”的宪法，是“保守派的业绩”（17）。因为：首先，联邦宪法在满足了保守派政治、经济上的要求的同时，确立了一个真正的全国政府，有利于一个全国性市场的形成，有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新国家有可能维持足够的军队，以对付英国和西班牙的侵略。其次，这部宪法包涵了大量民主要素，如规定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创造了现代联邦制国家形式；确立了共和制；实行民选政府制度；规定文官政府的权力高于军权；以及宪法修改程序体现了“死人不能统治活人”的思想，等等（18）。
    四华盛顿评价问题
    在美国史学界，评价华盛顿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偏至全、由神化到人化的历史演变，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全面肯定甚至神化华盛顿。华盛顿逝世后第六天，参议员马歇尔在国会上誉称华盛顿是美国“战争时期的第一人，和平时期的第一人，同胞心目中的第一人。”接着出现“崇拜热”，又称华盛顿为“祖国的救星”，而且常同耶稣相提并论，使之成为无与伦比的民族英雄和白璧无瑕的完人（19）。
    第二种意见，剥掉华盛顿头上的神圣光轮，由神化而人化。肯定其军事成就，但对其政治、思想评价不高。比尔德认为，华盛顿决非不讲个人及本阶级经济利益的人。比尔德列举了开国元勋们的五项经济利益，华盛顿就占有四项。进步派又认为，华盛顿在美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不占主要地位，因为在联邦派与反联邦派斗争中，他只是个台面人物。帝国学派认为，华盛顿是一位职业军人，对政治争论及殖民地权利、独立问题都漠不关心（20）。
    中国史学界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在军事和政治思想方面都充分肯定华盛顿。刘祚昌认为，华盛顿是位“天才的军事家”（21）。拒绝接受王位，又表现他具有“伟大的政治家风度及胸怀”（22）。余志森认为，第一，在军事上，他是高举独立宣言旗帜而奋战的卓越统帅。理由是，华盛顿整编了革命军队；直接指挥和领导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役；在敌人和谈阴谋面前决心斗争到底（23）。第二，在政治上，他具有反君主政体的思想和实践活动。理由是，华盛顿坚决不当国王，制止了试图建立君主政体的军事政变；力求建立法治政府，主持制定共和主义的宪法；排除总统终身制，开创总统任期最多两届的先例（24）。第三，在联邦宪法问题上，华盛顿作用重大。理由是，他是制宪的积极推动者；制宪会议的成功主持者；共和原则的维护者；宪法第一个忠实执行者（25）。
    第二种意见，华盛顿堪称杰出的军事家，但对其政治思想评价不高。黄绍湘认为，在军事上华盛顿是“民族运动的领袖”，但在大陆会议里是“稳健分子”（26）。周一良、吴于廑认为华盛顿“在独立战争中统率殖民地的军队作战英勇果决，为反英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他是“革命阵营中的右翼”（27）。
    第三种意见，在军事和政治思想方面评价都不高。严钟奎、杨增书认为，第一，在军事上有贡献，但不是“天才的统帅”。理由是，华盛顿指挥的战役未构成对英军的致命打击；在整个战争中未起到关键作用；没有堪称天才的军事事迹；在军事艺术上没有独创。他赢得的称号倒是“费边”。第二，在政治上，他是资产阶级活动家，但不是杰出的政治家。理由是，华盛顿在大陆会议里是个温和派；从来不是独立宣言的真诚拥护者；在争取国际援助工作中未起多大作用；在独立战争结束后使美国从革命时期后退；站在哈密尔顿一边反对民主；不热情支持法国大革命。第三，华盛顿具有温和性和不彻底性，始终属于右翼。第四，华盛顿是受种植场奴隶主和资产阶级欢迎的人。因为在他任总统期间的政策和言行，都以种植场奴隶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依归；他本人也成了美国最大的富豪之一（28）。
    注释：
    ①③⑥埃德蒙·S·摩根：《对美国革命不断变化着的解释的评论》，载《美国史译丛》1982年第1期第24、29、30页。
    ②张友伦：《评美国资产阶级史学关于美国独立战争性质和原因的几种观点》，载《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1988年版，第85-86页。
    ④（15）（26）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1、321、207-214页。
    ⑤刘祚昌：《美国殖民地时代的议会制度》，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
    ⑦丁则民：《关于十八世纪美国革命史学评介》， 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
    ⑧⑩（17）（18）刘祚昌：《论美国第一次革命的成就》， 载《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5、17-21、30-36、33页。
    ⑨（22）刘祚昌主编《世界史·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176页。
    （11）（12）（13）丁则民：《查尔斯·比尔德与美国宪法》，载《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第64、64、66页。
    （14）曹绍濂：《美国政治制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28页。
    （16）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92页。
    （19）（20）余志森、尤天然：《美国史学界对华盛顿评价的变化》，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5期。
    （21）刘祚昌：《美国独立战争简史》，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91页。
    （23）余志森、孙建明《论华盛顿在独立战争中的作用》，载《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5期，第18页。
    （24）余志森、尤天然：《华盛顿反君主政体的思想和实践活动》，载《上海师院学报》1980年第5期，第79页。
    （25）余志森：《华盛顿与美国宪法》，载《世界历史》1983年第5期第23页。
    （27）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3页。
    （28）严钟奎、杨增书：《论苏联史学界对华盛顿的评价》，载《山东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