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所谓的空白点，并非真正的空白，只是尚未澄清的存在。
    苏联当权者居高临下，将一切有关卡廷事件的言论和呼声均斥之为“戈贝尔版本”的反苏宣传。自斯大林后，历届领导人都将错就错，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歪曲和隐瞒。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1959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列平曾向赫鲁晓夫报告说：卡廷事件中被枪杀者总人数是21857人（三大战俘营14552人，其他战俘营和监狱7305人），档案馆保留这21857份人事档案，对苏联“没有任何使用价值和历史价值”，对“波兰朋友恐怕也没什么真正的价值”，“一旦不慎而失密，必将危害国家”。因此他建议销毁卡廷事件牺牲者21857人的人事档案。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1976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等三人，在卡廷事件35周年前夕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报告说：“随着德国法西斯分子制造的卡廷森林罪行35周年的临近，挑衅性的反苏宣传会进一步强化”，因此，可“积极考虑波兰朋友的愿望”，举行苏波磋商，以便“制定共同的反击措施”。苏联当权者越是遮遮掩掩，强词夺理，越像一根针刺深深地扎在波兰人民的心头。
    在贝利亚上呈的关于处置波兰战俘的报告上，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的亲笔签批和加里宁、卡冈诺维奇表示同意的记载（1940年3月5日）
    波兰官方不敢面对事实，在加强同苏联“友好和同盟”的政策下，慑于苏联的权威，长期沿袭苏联的说法，并把卡廷事件束之高阁，回避矛盾捂盖子，甚至自己不说也不准别人说。1975年国防部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全书》和1987年国家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小百科全书》均有意识地不把卡廷事件收入辞书。
    在五六十年代，卡廷问题在波兰社会意识中一般说来还不突出，到了70年代，要求澄清真相的呼声日渐高涨，这个悲剧事件引起的反苏情绪开始不断地显现出来，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反对派开始活跃，他们抓住官方宣传的弱点，组织“飞行大学”历史讲座，发行地下出版物，借题发挥，使卡廷悲剧成为热门话题。有人口讲，有人著书，向社会灌输了一种危及波兰领导人政治和道德形象的意识：“苏联领导人说谎欺骗，波兰领导人软弱无能”。这种意识在青年学生中颇有市场，流传不已。波兰的官方宣传和社会认知之间形成水火不容之势。
    在反对政治反对派的斗争中，卡廷事件从历史问题变为政治问题。谁敢触动它，波兰官方就常常斥责谁不怀好心，是在利用群众的“反苏情绪”，恣意“煽动民族主义的狂热”。官方的这种立场和态度，只能增加知识界、青年学生、广大群众的反感，扩大执政集团同人民群众之间的隔阂与鸿沟，只能加重波党在克服经济和社会危机中背负的重担。而当波兰军警手执警棍和盾牌，奉命驱散那些手举“卡廷”标语牌的游行示威的青年学生时，群情之愤慨是不言而喻的。
    在80年代，有人在华沙公墓中为卡廷森林中的死难者树立了一个奇特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位于公墓的偏僻角落，是一块不加任何雕饰的光秃秃的巨石，上面写着两个醒目的大字--卡廷，没有碑文，也没有记载时日。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纪念，是一种韧性的斗争，是以纪念为名发出的无声的抗议。在人们的心目中，这是一把利刃，矛头直指掩饰真相的苏联及其追随者。每年11月1日亡灵节时，公墓变成民意测验的课堂。某些风云人物的墓前冷冷清清，好像无人祭扫，但卡廷石碑周围却摆满鲜花和点燃的蜡烛，引来无数人驻足凝视，两者形成强烈的对比。可以说，这是人们用鲜花和烛光在公墓中表达的亲与疏，爱与恨，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公决。1985年亡灵节那天，我在阴雨绵绵中目睹这一景象，心灵为之震颤，留下的记忆，久不能忘：
    这是没有石砌的“光荣之路”，
    也没有大理石陵寝的闪光。
    这里只有一片荒草和泥土，
    还有阴雨中的阴森和苍凉。
    一块沉默无语的巨石上，
    是谁写上了卡廷的字样？
    招来了数以万计的冤魂，
    在这里哭泣呼号和游荡。
    亡灵节竟变成了民意测验的课堂，
    鲜花和烛光填写在“历史空白点”上。
    那边的陵墓只有孤独的灯火数盏，
    这边的荒芜却是花山和烛光的海洋。
    人们啊，紧闭双唇来自四面八方，
    踏出的小路弯弯曲曲，很远很长。
    人们啊，两眼含泪回到四面八方，
    内心深处翻动着万盏烛光的汪洋。
    谎言腿短，在华丽的辞句后隐藏，
    谎言腿短，在权威的光环下嚣张。
    但，一张薄纸岂能包住熊熊烈火，
    墨写的谎言岂能改变血写的史章。
    本来这是一首写给自己看的小诗，记录了自己作为目击者的见闻和感想。但在当时，在苏联能而不愿和波兰愿而不能说明事实真相的时候，其他人是不可以不分时间和场合公开揣测、评论和抒发自己的爱憎的。现今，真相已经大白，这往昔的墨痕，不妨作为一个在华沙工作过的外交官明辨是非和思考历史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