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说人民波兰领导人不愿或不想澄清真相，解开波苏关系中的死结，缓和群众情绪，改善领导和群众关系，恐怕那也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波兰领导人逐渐认识到，诸如卡廷事件这样涉及波苏关系的历史问题，如不抓紧澄清，不仅严重影响波苏关系，而且势必损害领导者的形象和威望，削弱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执政地位。但他们处于被动的两难境地。他们听到了社会上的强烈呼声，也看到了苏联顽固不化的态度。他们要求澄清，又害怕触怒苏联。他们既要揭开盖子，又要维护与苏联的“同盟和友谊”。他们没有主动权。因为“解铃还须系铃人”，打开苏共中央绝密档案柜的钥匙，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而掌握在苏联手里，不仅如此，有时他们又必须看苏联的脸色行事。
    波共第一书记盖莱克的尴尬遭遇就是实例。据他回忆，在70年代，他曾经三次向苏联提过卡廷事件。第一次是向勃列日涅夫提及“为了我们的友谊，苏联同志应当解释清楚”。勃列日涅夫的反应一是感到惊讶，二是允诺调查，但说完了事。第二次是向葛罗米柯说起，希望苏方“再一次深入调查”。葛罗米柯胸有成竹，声称苏联的立场是清楚的，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是需要解释的，但允诺再重新调查，又是说完了事。第三次是向苏联新任驻波大使皮洛托维奇谈的，其结果不仅出人意料，而且令盖莱克感到“歉疚和自责”。当时这位大使倾听了盖莱克的谈话，深受触动和感到不安。他允诺将准确地亲自向葛罗米柯转达和陈述问题的微妙的一切。数日后，皮洛托维奇从莫斯科返回华沙，两手空空，神情沮丧，没带来任何答复。他告诉说，他见到了葛罗米柯，转达了波兰的立场，因而遭到上司的怪罪。此后不到两个月，他被免去大使职务，调离苏联外交部，派往白俄罗斯共和国任副总理。他失宠受贬，处境不佳，几年之后，自杀身亡。盖莱克企图澄清真相的努力不了了之。
    这一重任落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身上。
    同盖莱克比较，雅鲁泽尔斯基具有两个日渐成熟的前提条件。从主观方面看，雅鲁泽尔斯基有着同政治反对派、同团结工会反复较量的实践，对于卡廷事件在波苏关系问题上、在领导和群众关系问题上所起破坏性作用的认识，比盖莱克更深刻一些，要求澄清的愿望也更迫切些。从客观方面看，80年代中期，苏联结束了老人政治，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使澄清真相具备了客观可能性。在不允许政治反对派“把历史变成意识形态领域中投机的对象和煽动民族主义狂热的口实”的问题上，波苏双方看法趋于一致。从80年代中期开始，双方把澄清真相，消除“历史空白点”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双方的态度和表现迥然不同，波方要求迅速和彻底澄清，苏方处境被动，步步为营。
    1985年以来，雅鲁泽尔斯基同戈尔巴乔夫几乎年年会晤。雅鲁泽尔斯基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其他领导人，曾经利用各种机会，多次向苏方提出卡廷事件问题，向苏方施加影响和压力。双方经过反复磋商和酝酿，对消除波苏关系中“历史空白点”问题取得共识。1987年4月21日，雅鲁泽尔斯基对苏联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果的访问，同戈尔巴乔夫签署了《波苏在意识形态、科学和文化领域合作宣言》，触动了解开卡廷之谜的闸门。双方强调，在两国关系的历史中，所有的事件，包括悲剧事件在内，都应得到从马列主义立场出发的、符合目前知识状况的、客观准确的解释，而不应存在任何“空白点”，不应给子孙后代留下悬而未决的问题。双方决定成立波苏两国历史学家联合委员会，共同研究卡廷事件以及1938年解散波兰共产党、1920年苏波战争、1939～1940年波兰人大迁移等问题。雅鲁泽尔斯基终于在澄清卡廷事件真相问题上争取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承诺，但这只是开端，只是迈出的一小步，因为苏共中央绝密档案柜的铁门还在紧锁着。
    这一小步的意义在于卡廷问题开始走出禁区。在波兰报刊上就卡廷问题发表的文章日渐增多，文章作者既有持反对派观点的又有接近波兰领导的学者和评论家。他们都公开认为，苏联应承担卡廷悲剧的罪责。波兰教会也于1988年出版题为《卡廷》小册子，说卡廷惨案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罪行之一”。苏方认为，有关苏联有罪的观点，在波兰政府发言人乌尔班的声明中获得合法化，“事实上成为波兰当局的正式看法”。看得出波方在努力攻坚，而苏方在疲于应付。这种情况也表现在波苏历史学家联合委员会的工作上，两年来委员会原地踏步，毫无进展。在委员会的会议上，苏方代表既拿不出新的材料，也未获得就波方提出的重要证据进行讨论的授权。
    如何应对来自波方的种种要求和压力，苏联领导层在寻找出路和办法，他们的态度在进一步发生变化。1988年3月，谢瓦尔德纳泽、法林、克留奇科夫三人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担心夜长梦多，节外生枝。他们强调，卡廷问题越拖越危险，可能引发波方要求苏联进一步澄清其他数千被捕人员的命运。迄今为止，苏联对波方的这种呼吁并未做出回答。谢瓦尔德纳泽三人的结论和建议是：“我们难于回避向人民波兰领导人和波兰社会澄清过去的悲剧事件。时间并不是我们的盟友。如能说清楚真实情况，说清楚何人对过去负有罪责，并以此了结此事，看来是可取的。从最终的结果看，这样做所付出的代价要小于目前的敷衍塞责所造成的损失。”
    苏联领导层对卡廷事件态度变化的速度显然不如苏联和东欧政局变化的速度来得更快。1989年6月，波兰在东欧各国中首先发生剧变，波兰统一工人党丧失政权。雅鲁泽尔斯基虽然根据圆桌会议的精神仍当选为波兰总统，但地位虚弱，岌岌可危。而此时的苏联正内外交困，走向解体，戈尔巴乔夫逐渐失去驾驭形势的能力。如何解决卡廷问题，对于雅鲁泽尔斯基和戈尔巴乔夫来说，正面临着最后的时刻。
    1990年4月11～14日，雅鲁泽尔斯基以波兰共和国总统身份访苏。访问时间显然是精心选择和巧妙安排的。大家知道，卡廷事件曝光的日子是1943年4月13日，卡廷事件发生的年代是1940年，1990年恰恰是卡廷事件50周年。雅鲁泽尔斯基此时访苏，其重要任务之一显然是解决卡廷问题，这是不言而喻的。
    为了应对雅鲁泽尔斯基的访问，法林于1990年2月向戈尔巴乔夫报告了有关苏联历史学家查阅档案的情况及他的看法和建议。法林认为，继续说在苏联国家档案馆中找不到有关卡廷悲剧的背景材料“将难于令人信服”。已找到的档案材料同波方借以立论的材料相对照，“不允许我们再坚持以前的说法，不允许我们不做出结论”。“考虑到卡廷50周年在即，无论如何也要明确我们的立场。”法林建议，“看来代价最小的方案是：告诉雅鲁泽尔斯基，我们仔细查阅有关档案，未能找到可以确定卡廷悲剧发生的准确时间和具体肇事人的直接证据。”但在内务人员委员会档案中发现，有一些上下文“可对布尔坚科报告的可靠性提出异议”。“据此可以断定，在卡廷地区波兰军官的死难系内务人民委员会所为，就人而言，系贝利亚和米尔库洛夫所为。”法林的方案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波方的要求，但其实质是只在原则上认罪，不做彻底的澄清，凡波方已掌握的事实，苏方承认确有其事，凡波方尚不了解的情况，苏方一概缄口不言。
    雅鲁泽尔斯基如期访苏。双方在会谈中一致强调，查清二战期间关押在苏联集中营里的波兰军官的死亡情况具有“特殊的道德意义”。除会谈外，雅鲁泽尔斯基还专程前往卡廷，作为波兰总统第一次在卡廷向死难的波兰军官致哀。这次访问的重大的实际成果，凝结在塔斯社4月13日声明的一句话中：“卡廷悲剧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这是苏联选择雅鲁泽尔斯基访苏期间，在波兰面前，在全世界面前就卡廷事件第一次公开正式承认负有罪责。
    历时50载，苏联始认罪，对于雅鲁泽尔斯基来说，是他在总统任内完成的一件大事，也是他自1987年以来在坚持消除波苏关系中“历史空白点”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只可惜，它来得太晚了。波兰工人党业已丧失政权，它并未能及时帮助波党解脱在维护政权斗争中压在背上的沉重的历史重负。只可惜，它来得太不彻底了，克里姆林宫的主人还在忸忸怩怩，“犹抱琵琶半遮面”。直至1992年10月14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特使在华沙向波兰总统瓦文萨转交俄国总统密档第一卷副本时，卡廷事件的真相才进一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的决定，是1940年3月5日由联共（布）政治局根据贝利亚的报告作出的，由斯大林签署；决定同意枪杀人数为25700人，其中关押在三大战俘营中的为14700人，关押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监狱中的为11000人。
    值得强调的是，此前人们所了解的卡廷事件基本上只限于关押在三大战俘营中的波兰军官的悲惨命运，而现在事件涉及的范围大大扩展了，死难者的人数大大增加了。
    卡廷事件的历史教训是沉痛而深刻的。
    对于苏联来说，在国际关系中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将强权和谎言强加于人，虽能得逞于一时，却不能得益于永远，结果是既损人又害己。
    对于波兰来说，她在同苏联的相互关系中处于小党小国的不利地位，这种关系是不平等的。敢不敢在强权面前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关系到领导威信和民心向背。
    沉痛的经验教训，值得后人借鉴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