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西欧社会文化与15、16世纪近代西欧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文化很难有明显的断层面，也很难说出一个准确的时间。如果追根究底地询问新旧文化的分界线，或许不能如人所愿。但要是追问新旧文化之间差别，我们同意这样的说法：“新文化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它同中世纪的宗教传统、文化规则和经院哲学拉开了距离；二是它的非常具有创新意义的道德观念体现了实实在在的世俗生活。”[1]（221页）本文侧重第二个层面上的理解，试图探讨西欧社会转型时期酝酿于由中世纪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向人文主义价值观念转变的进步历程和现代化基本内涵。
    从观念维度来说，中世纪传统价值和道德观念的核心内容无非就是保守、落后、反动和非人文的封建等级观念、骑士传统精神、教会禁欲主义。14世纪末15世纪初，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政治制度的衰落，旧式文化传统日趋黯然，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这意味着人文主义者必然在反对和抨击禁欲主义等陈旧道德观念的基础上，崇尚以人为本、人性至上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和道德观。如果说旧式价值传统就是禁欲、权威、秩序、等级和彼岸等非科学、非理性伦理观，那么人文主义新价值和道德观在保留人文主义者的宗教情节之时，必然显现向理性、科学、世俗人文主义观念体系的转化趋势。由此引起社会现实中民族的普遍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的微妙变化。直到文艺复兴已正式开始的15世纪，虽然社会价值观也没有达到那种完全抛弃中世纪的特征而彻底地由粗暴、贪婪、仇恨走向文明高尚的全新图景，却在显露新时代的特质和现代化的趋势。
    一
    中世纪末以来新价值观念涌现的重要表现是财富观念的变化。新式财富观念的源头在于中世纪末重视经商观念的复兴和新兴商业阶层的出现，导致社会普遍经商活动的兴起。新兴商业阶层随着经济地位的日益提高，其政治地位也逐渐演化，向着城市中产阶级身份转化，以其为主体的民众世俗观念也产生了变化，最突出表现于财富观念的更新。
    就社会转型动力机制上说，市集对近代商业社会形成和发展起着一定作用，它在塑造社会新价值观和财富观的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11世纪起的中世纪社会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文化仍处于野蛮和粗俗的状态，流浪商人的地位和经营活动面临种种威胁，因为他们依靠的生活手段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生活方式差异较大，教会对商业经营采取极度轻视和打击态度，“在他们眼里，商业活动对个人的灵魂拯救是危险的，他们谴责商业获利。”[2]（288页、381页）然而，“正如农业文明使农民通常成为服役人这一状态一样，商业通常使商人成为自由人。”[3]（131页）无论如何，流浪商人的存在意味着中世纪商业阶层的普遍出现，各国商人显而易见的目的是追求财富和崇拜商业利润。市集是中世纪商业复兴中最主要的经济交往形式，对商人而言，“市集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见识来自英国、苏格兰、斯堪的纳维亚、冰岛、葡萄牙等奇特的外国人。”[4]（215页）从11世纪大量出现于意大利、13世纪在欧洲普遍流行的市集，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交易网络。布罗代尔写道：“从经济上讲，交易会毕竟以大商人的活动为主。大商人把交易会当作工具而加以完善，使之成为做大买卖的场所。”[5]（74页）这里的“交易会”机构，历史或许不如与性质相近的集市悠久，但两者都可谓源远流长。重要的是，中世纪后，交易会的功能和作用与通常所说的集市功用是重合的，随着大商人日益对集市控制和管理，它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地位上升的同时，大商人经营和追寻利润或财富的观念便赋予社会更丰富的内涵。商人财富观念的变化是世俗民众观念转变的先导，越往文艺复兴时期过渡，在西欧社会文化发生转型的那个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演进，整个西欧社会的物质文明伴随着财富积累嬗变的同时，精神文明也随之演变。
    典型如，随着商业复兴时代的到来，特别是意大利资本主义萌芽后，其“商人不仅与法国、英国、阿拉伯、那不勒斯、埃及、拜占廷、地中海东岸各国进行贸易，而且足迹到达印度和中国。”[6]（10-11页）其他西欧国家也一样，商人活动异常频繁。巨大的商业利润刺激着民族工业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时代，教会陈词滥调式的贬斥财富观念逐渐没有市场，人们对财富的渴望与追求成为人生价值的重要实现途径。
    近代西欧社会转型时期，新财富观念也是建立在人文主义大力抨击基督教的财富观念之上的。社会普遍认识到“基督教视守贫为美德，视贪婪为罪恶”，中世纪教会对财富的态度是矛盾和虚伪的，托马斯·阿奎那那句名言“甘愿奉行赤贫的生活才是获得上帝的爱的首要的、基本的条件。”[6]（9页）因为上帝的虚无性，变得空洞和没有说服力，对社会民众而言，教会自身是无处不贪无恶不作的。人文主义者在摧毁中世纪传统的财富伦理体系时，既肯定商人、企业主和银行家们纯粹追求利润的行为，又从社会伦理道德的高度来论证追求财富而寻求幸福的价值，目的是为了构建文艺复兴时期仍至近代社会转型时期普遍的财富观念和价值观。当时诸如科普乔·萨留塔蒂、布鲁日、阿尔伯蒂和马基雅维里等人文主义者，都相继从不同角度论证和阐述财富不仅仅能给人以生活的幸福，更重要的是确立社会的尊严地位，他们较全面地代表了人文主义者对财富的积极作用的看法[7]（351-354页）。
    人文主义者对财富占有的价值作了最系统全面的崇尚性阐述，但他们在猛烈抨击基督教财富观同时，又暴露出新兴资产阶级相对狭隘的物质欲至上的虚荣心。本质上，这种新的财富观念如果没有狂热的吹捧和片面的渲染，是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的。马克思就认为财富是道德的基础，物质生产决定着精神财富的内容和面貌，没有财富的粗陋终将变成愚昧的道德观，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世界的抽象否定，是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们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非自然的单纯的倒退。”[8]（118页）可见，视占有物质财富为道德的基础，是人文主义者崇尚财富观念的一个基本前提。布罗代尔在谈到15世纪佛罗伦萨的社会生活时说，几乎所有意大利人的座右铭就是“不断操劳，努力挣钱”[5]（644页）。
    人文主义者针对基督教的财富观，为私人利益辩护、为财富辩护，把财富看成道德的基础，反映了文艺复兴新时代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思想，同时，新的财富观在文艺复兴时期实际上并未在人们生活观念中占统治地位（事实上，在稳定的社会结构中，一种观念的更新总会受到社会上根深蒂固的保守观念的抵抗，更勿宁说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正如论者所言，从某种程度上看，文艺复兴时代是基督教的理想和生活与现实发生剧烈冲突的时代。新观念开始形成的同时，旧的生活准则--传统的基督教伦理道德仍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对我们的精神和生活起着深刻作用，但从历史进步性上看，新财富观无疑更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6]（16-17页）。
    在社会转型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极力传播的财富观念，从很大方面说明了西欧社会和西欧人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变。限于篇幅和分析视角，我们无意分析整个西欧社会在文艺复兴到来以后民众财富观念的演变历程。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宣扬和鼓吹的财富观的历史事实，说明求富是时代潮流，脱贫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转型时期，新财富价值观念涌现对西欧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某种程度上，它是近代欧洲对外扩张的催化剂和思想动力，正是由于日益形成对财富的盲目性崇拜的态度，一旦接触到来自像马可·波罗式旅行家对东方财富和富庶所作的天方夜谭般渲染热潮，西欧人就头脑发热表现出对所谓遍地财宝的东方疯狂迷往，萌生向东方扩张到那里发财的野蛮计划。“正是他所描写的有关中国和香料群岛的迷人景象，召唤着伟大的探险者们，在穆斯林封锁陆上道路之后，直接寻找一条海上航线，继续前进。”[9]（347页）西欧殖民者的扩张最初就是为了财富，而追求和掠夺的本性背后，除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就要劫掠别人的强盗逻辑外，则是受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固有的财富观念的驱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