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艺复兴萌动之后，产生了西欧人新型价值观念的一种转化形态--具有现代寓意的新式荣誉观念。布克哈特认为，中世纪除了在意大利，“在欧洲的其他国家里，社会上各阶级分开生活，每一个阶级各有本阶级的中世纪等级荣誉感。抒情诗人和行吟诗人的诗人荣誉是骑士阶级特有的。”[11]（135页）于此，必须认识何为骑士制度及其观念。它对新型荣誉感的生发肯定施加了无法估量的影响，而骑士式荣誉观与新式荣誉观又有其特质的差异。
    中世纪骑士制度和骑士观念固然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极其特别的现象，有其特殊内容。它们在历史进程中和社会发展方面虽不是起支配作用的因素，却是一种极有市场的势力和潜移默化式的复杂观念，它必然牵涉社会的诸多方面从而搅动社会大环境，“在15世纪，骑士制度在宗教改革之后，仍是支配人们思想和心灵的强大伦理观念。人们将其看作是整个社会体系中的王冠。人们认为社会结构建于森严分明的等级之上，这种意识在中世纪的政治思想中根深蒂固。”[10]（50页）这种制度和观念意识，导致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已经波及全西欧社会的时候，西欧民众个人和社会价值仍然遭到严重的蔑视，缺乏最起码的平等观念。表现在普通民众和基督徒的生活圈中，要么忠心耿耿于世俗统治阶级，要么回归于神灵的控制。而中世纪以来庞大的没落骑士阶层则义无反顾地崇敬可悲的骑士精神。这种骑士精神“既是对君主忠心耿耿又对宗教虔信不移的骑士，就是封建意识与宗教精神结合的化身。”[16]（20页）它集中体现了中世纪西欧人对“行狭”与“行礼”、“尚武”与“尚雅”双重美德的尊崇。以骑士精神为核心的骑士制度作为一种源自中世纪所谓“崇高的”社会生活方式，后果显而易见，因为“英雄的梦想和浪漫的情感是其基础。”[10]（64页）基于这种基础，后来的西欧人塑造了特有的荣誉感。
    其实，追求荣誉感，不论过去或现在和将来，都是情理之中和合乎社会伦理的事情，只是不同时期不同荣誉感和荣誉观念的内涵与实质差别极大。随着社会转型时代的到来，追求个人荣誉也是西欧人一种重要价值观和人生观。所不同的是，如布克哈特所说的那样，中世纪骑士式的荣誉观只知道荣誉存在于群体之中，只知道有归于团体及等级、阶层的荣誉，只知道有阶级的、职业的荣誉。这是极端片面的。随着社会向近代的迈进，人们对荣誉的渴望却掺杂着更具现代意识和进步色彩的时代特征。
    意大利式荣誉的渴求最为突出，典型如人文主义者但丁，“他曾用他的全副精神力量来争取诗人的花冠。作为一个政论家和文学家，……他不仅希望他在自己事业中出类拔萃，并且希望别人这样认识他。”[11]（136页）彼得拉克也是一个强烈追逐荣誉的人，“他相信并且希望他的拉丁文作品能在他同时代人和后代人中间给他带来声誉。”[11]（201页）人文主义者对新式荣誉的羡慕心理和美誉言辞的追求，由此可见一斑。这样对荣誉的追求和高扬，与当时民众心理倾向是相关相成的，人们除了对名人崇拜外，还对名人故居和墓葬地以及其游览过的名胜古迹等表现出异常的关注和形形色色的尊崇。如16世纪意大利的“历史和新地志学这时很注意不忽略每一个当地的有名人物”[1]（139-141页）。对荣誉的青睐在建筑和艺术领域也有反映，如美第奇·柯西莫·德（Cosimo de Medici）就希望市民“在50年间他们只会因我留给他们少数几座蹩脚的建筑而永远记得我”。另一个佛罗伦萨人卢塞莱（Giovanni Rucellai）在谈到他之所以建筑几座宫殿和教堂时也强调“因为它们将给上帝增光，给佛罗伦萨和我自己的记忆带来荣耀”[17]（49页）。对荣誉的渴求和向往达到一种极端程度，以至“在所有这些从表面上看来是为了获得荣誉的努力当中，有时我们把帷幕揭开，看到可怕的影响较著的事情，看到一种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和不顾一切后果以追求‘伟大’的无限野心和渴望。”[11]（148页）
    16世纪的其他西欧人同样注重荣誉和好名声，不过对荣誉的追求不如意大利人那样强烈而近乎病态，他们虽也崇拜伟人，但从不设‘圣地’，虽然敬重历史名人，但却抱着一颗较平常之心。当然，历史地看，西欧人追求荣誉和名声的愿望未必是一种正常的心理机制与观念。西欧人的婚姻观念及其做法可为佐证。就现代眼光来看，婚姻与事业、成家与立业的关系并不矛盾，只要男女青年到了法定年龄，又能妥善地处理好这些关系，成家立业和结婚生育都是件令人愉悦的大事。但对当时的西欧人来说，由于长期受到落后愚昧观念的束缚，人们对待婚姻和事业等问题的态度与现代截然不同而令人费解。
    就当时社会机制与生活秩序而言，是否结婚、婚姻关系正常与否无时不与荣誉和声誉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中世纪教会把婚姻看作提供适当的遏制性欲和节制纵欲的一种力量”，那么，“人文主义者则更多地担忧婚姻会对男性在谋取智慧方面造成不良影响”，基于有人“把婚姻看成对深思熟虑的生活的一种危害，并且婚姻会由此损害一个人赢得智慧的努力和文明人的整个事业”[18]（316页）。例如卜加丘的年青生活极具浪漫色彩，据说他26岁时在教堂遇到了那不勒斯国王的私生女玛丽亚，两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其早期作品如《十日谈》或隐或现表露了对玛丽亚的美貌和风采的爱慕，甚至有着性爱关系，又始终没有结婚。“他没有能够充分地考虑结婚问题，因为他拒绝陷入进去。”[18]（316页）他在作品中对基督教禁欲主义持猛烈的批判态度，自己对婚姻却极度抱怨。根本上，其人生经验正反映了当时西欧人在处理婚姻与事业以及声誉关系问题时的态度。此外，还有更多具体关注和讨论涉及家庭婚姻与社会声誉之间关系的社会生活行为和典型事例。更有一些人文主义者大力为合法的婚姻辩护，他们认为结婚和事业以至荣誉并不矛盾。由于受到人文主义荣誉观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们在追求人生意愿的自由状态、设计现世生活、积极思索未来和谋取生命价值的时候，无不围绕着荣誉感这一重大主题。
    文艺复兴以来西欧人的荣誉观既是新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核心内容。它不同于中世纪骑士式荣誉观而被赋予了新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它与当时人们幸福和财富道德观紧密联系。实际上，财富的获取和幸福的获得本质上是一种荣誉的奖赏。随着社会转型历史的发展，16世纪中叶后，西欧的那些赌徒一般贪婪的冒险家们在经济动机的驱使下，纷纷投身到狂热、残暴的东向航海探险活动中。于此，可窥见西欧功利主义者在掠夺东方财富、取得成功的喜悦之时，所表现的那种荣誉感恶性膨胀程度。值得指出的是，不应低估一种新荣誉观的产生和确立对社会生活普遍道德水准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不应抹杀它在革新和扬弃中世纪以来局限于宗教阴影之中的骑士荣誉观的方面，起到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
    收稿日期：2003-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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