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世纪以来新价值观念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西欧人的快乐人生观。荷兰文化史家约翰·赫伊津哈在谈到当时西欧的人的人生态度时说：“对于15世纪的人们来说，公开赞誉世界和生命都是不妥的，就像浪漫主义时代的心理一样，时常所见只是受难与痛苦，只是寻觅衰颓之迹与未来之象，概而言之，即是谴责时代，藐视时代。”[10]（125页）正是在15世纪这样一个谴责愚昧与陈腐、批判禁欲与暴力的时代里，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旋即就从禁欲、悲观主义实现了向乐观主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跨越，但人文主义价值体系中那种崇尚科学和理性及人本主义精神奠定了近代欧洲精神的基础。随着人文主义者对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的提倡，人们逐渐树立崇高的生活理想，人生态度由禁欲主义、悲观主义向享受人生、寻求愉悦和幸福的乐观主义态度转变。
    中世纪社会以等级占有制为基础，等级观念是占主导地位的根深蒂固的道德人生观。在这种道德格局中，个性意识和个人价值被公然藐视，宗教上“社会高于个人”的原则使民众个人价值无足轻重地牺牲于教会控制和封建等级制度之下。在教会看来，“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11]（125页）这是泯灭压制个性潜能的抽象群体价值心理观念。从现代意义上看，本来个人都是带着一系列给定的特质的个体，是赋予一定能力和才华而进入世界的特殊个体，他与生俱来的特质和素质是自然赋予的秉性，它们应与个体本身相伴随直到终了，一个人如果认识不到个人的特性和价值，也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中世纪晚期，在教会控制被削弱、民族国家逐渐形成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渐确立。资产阶级要求个人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倾向也浮现水面。人文主义者却提倡以人为本、人性高于种性的时代主题，它们高扬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两面大旗，向宗教禁欲主义、保守主义和反动人性观挑战。
    对于现世主义，可从多个角度来理解。在西方学者看来：“现世主义--是文艺复兴时社会上一种显著的追求现世生活的观念。富裕的商人和银行家从中世纪时代对灵魂全神贯注的得救，转向渴望用他们获取的金钱去谋取城市积极的生活和享受现世的快乐，……因为在他们看来，接受生活的挑战比天国的许诺更激动人心。”[12]（284页）人文主义的这种现世观念，在关于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和文学作品中有大量具体详实的例证和表述。质而言之，人文主义者倡导的这种现世观念强调：宇宙的主宰是人而不是神，人生的目的是现世的享受而不是死后的永生，人的自然欲望不是罪恶而是正当的需求。正如蒙田说的：“我们为他人生活已经够多了；……让我们的思虑和注意返回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安乐吧。”[13]（163页）人文主义者坚持灵肉合一和现世享受，坚持现世的幸福比来世缥缈的天国快乐更实际。追求现世生活价值的要求在以蒙田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想家笔端流露出悠远的时代意义。
    关于个人主义的涵义，并不存在什么实质疑问。基督教神学是否定个人幸福观念的，它肆意阻止人们对物欲占有的追求，所以中世纪西欧人更多是崇信宗教式的虚幻生活和对渺茫理想的向往。这种建立在纯粹宗教基础上的天国愿望无疑忽视个人的真切价值。故人文主义者又扬起个人主义的大旗，大力颂扬资产阶级人生价值观，认为：“个人主义……意味着都市市民生活摆脱旧式的采邑制和教会权力的控制转而崇尚个人的财富和天赋。城市精英……展示他们独特天赋，赢得声誉和荣耀从而实现其抱负。”15、16世纪中叶以后，“个人主义越发深深地嵌镶于西方人的心灵，并且由艺术家通过刻画个性、探索者通过探测地图上未标明的海洋、征服者通过努力开拓殖民地和商业资本家通过积累大量财富等形式来体现。”[12]（284页）这反映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欧社会对个人价值认识的态度。对个人价值的这种认识，客观上是新航路开辟和地理大发现后西欧殖民者纷纷踏上东航征途的思想准备。
    对个人幸福和个人价值实现的追求与向往，可以举出许多代表，而最典型的就是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和伊拉斯谟。
    莫尔是英国最有影响的人文主义者，他的《乌托邦》系统地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中幸福快乐观的构思。他认为人喜爱一切美好的事物，只有人能够“赞叹宇宙的灿烂庄严，能欣赏芬芳的香味……这些是自然赋予人类，也是人类得天独厚的地方，作为使人类生活美好舒适的调节剂。”[14]（91页）他指出：“一个人在应该追求什么和应该避免什么这个问题上听从理性的吩咐，这就是追随自然的意向。”[13]（126页）莫尔更强调个人追求快乐应该以不违反社会公共法律为前提，个人幸福快乐不应妨碍他人和公共利益为原则[15]（422页）。其个人主义快乐观和幸福观，虽然只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描述方案，但无损于人文主义思想家地位。
    作为西欧步入转型社会时期以来最有感染力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他颂扬在感性与理性和谐同一的原则下，追求人性合适自然的快乐。也许他1518年的一封书信更能说明人文主义者的快乐和幸福人生价值观。他写道，“对生命我并无太多眷爱；进入生命中第51个年头，我想我活得已经够长了；在这一生中我并未发现有什么美好卓然的事物，值得虔信的基督徒穷心向往，对于此等信徒，基督教义早已许以更为良善的生活。然而现在我却希望能重新拥有几年青春的时光，仅仅因为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即有黄金时代降临。”[10]（22页）人生观经历了划时代的转折，展示出明晰的由消极悲观主义向积极地追求幸福的乐观主义演变轨迹。
    毋庸讳言，在中世纪衰落过程中酝酿而生的文艺复兴时期向近代转变的社会中，陈旧的观念通常顽强地与新生的观念并存。新陈代谢和推陈出新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法则，但不能忽视的事实是，新旧观念往往会在长期内相互排斥和依存，这也符合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要求。无论如何，15、16世纪西欧社会中人们的各种观念正在交锋与消融中渐渐蜕变。历史的实际是，从前，所有的理想是基督徒式的清规戒律和清心寡欲，在很大程度上鄙薄尘世烦恼；此时，却表现出强烈地珍惜尘世幸福和快乐生活的兴趣。以前，在枯燥的基督教义上是禁欲主义式地藐视财富，清贫倍受亲睐和尊敬；此时对正当合理享受趋之若骛、对拥有财富的褒扬不绝于耳。过去，人们向来尊重的是一种苦思冥想或沉思隐居式的悲欢离合生活；此时人文主义者却大力推崇抛头露面、广泛交际的上流社会生活，大多数人向往拥抱文明开化、现世开放的乐观主义生活情趣。诸如此类的进步社会观念雄辩地说明了西欧社会已经由粗野、落后向先进、文明的社会迈进。
    考察15、16世纪西欧社会转型期社会新价值观念的形成时，似乎可以注意两个方面：其一，人文主义者在斥责中世纪的神秘主义、禁欲主义和悲观主义生活观念和态度的同时，也不是不反对和排斥正在滋长的新兴资产阶级个人绝对主义和极度享乐主义倾向。这在各国文学作品中已得到充分的反映，如大文学家和人文主义者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1474-1533年）的代表作传奇叙事诗《疯狂的奥兰多》，就是反映和讽刺批判文艺复兴后期新兴贵族一味追求肉欲情爱和猥亵浮艳的低级趣味的人生观和生活心态。其二，在由文艺复兴时期向近代西欧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新的价值观念更多的只是对财富、现世人生和理想未来的一味追求、宣扬和向往。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国实际生活环境中，正如赫伊津哈所言，这种乐观主义倾向有时是人为夸大了，当时社会精神领域里还难免充斥和盛行着中世纪式的悲观主义色彩，“我们要等到18世纪……人们才拥有了坚定的对社会进步的乐观主义。只有到了这时，人类及社会的完善才上升到中心地位。”[10]（29-30页）这位史学大家是着重强调“进步”的内涵，也道出了转型社会中现实生活行为方式滞后于思想观念的事实。从发展的眼光看，无论如何这并不能抹杀人文主义新价值观念的文明开化之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