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历史研究的工作，最后就归结为历史学家根据数据来建构一幅历史图画。每一个个人、学派、时代都是以自己的知识凭籍和思想方式来构思的，因而其所构造出来的画卷必然各不相同。他或他们不可能超越自己知识和思想的能力之外和水平之上去理解历史。当然，科学家之理解世界也要受到自己知识和思想的制约，不过他们不是作为思想和行动的主体的人在从事于了解自己的本性，也没有人文价值的问题，所以科学之间就有一种一致公认的规范和准则，而人文学科则没有，也不可能有。人文学科（历史学）认识的主体（人）是要了解人自己的思想和活动（历史），这种了解是彻头彻尾受到他自己的生活体验、心灵感受和价值观的制约的。这就使得历史学不断地改写历史。实证派的史学家们每每喜欢标榜“客观如实”。而他们恰好就在这个“实”字上面绊倒了。历史学Ⅰ所给定的数据可以为有一个“实”，即一个大家一致（或可以达成一致）的看法。但历史学Ⅱ并没有。数据提供给我们若干个点，而我们构思所用以扫描这些个点的曲线却不止于一条。虽则它们之间也可以有高下和优劣之分，但这种区分大抵相应于历史学家对人生的知识和思想，没有哪一条有资格可以声称是最后的、唯一的。历史学Ⅱ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构造过程，它受到历史学家个人思想的制约。
    一个画家画竹，须是胸中先有成竹。竹子只是同一株，而每个画家胸中的成竹则各不相同。历史学家的成竹就是他心中所构造的那幅历史图画。他的工作的完成，就在于最终把它传达给别人，让别人也看到他所构思的那同一幅历史画卷。这里的这个“传达”工作，严格说来，乃是一种艺术表现；因此也就并没有所谓的“如实”。诗无达诂，读者所理解或感受于原诗的，未必即是作者的原意；同理，读者由阅读史书而理解的过去的历史，未必（甚至于必然不会）就是作者所要传达给读者的那同一幅画面。同样地，无论是作者或读者所构思的画面或者是所理解的历史，也不会就吻合人们通常所假设的“历史的本来面貌”。所谓本来面貌只不过是片断的数据，而不可能呈现一幅完整的画面。所谓历史的本来面貌实际上乃是史家所企图传达给读者的那幅面貌。这里面已经经过了历史学家的理解、诠释和他的表达以及读者的理解三重炮制。而最后在读者心目中所呈现的那幅图画，才可以称为是历史学最后所得到的唯一结果。数据只是死数字，是经过了以上的重重炮制才赋给它们有血有肉的生命，使之转化为活生生的人的历史活动。这些都是由于历史理性在进行思维（历史学Ⅱ）的结果。
    上述的“传达”，就是历史学的第三个方面。历史是一个故事，讲述这个故事就是历史学。但历史学只是在讲述故事，而不是历史故事本身。历史上有一个鸿门宴的故事，但我们所知道有关鸿门宴的故事则是根据史家（如太史公）的表述。而历史学家的表述则是根据他自己的理解。这样被表述的故事本身，自然也要受到史家思想的制约。可以说历史学Ⅱ自始至终都是受史家本人思想水平和表达能力的约束的。迄为今止，历史学的载运工具基本上还是日常生活的语言文字。这是一种极大的局限。以日常生活的语言文字作为载运和表达的工具，从根本上说，就还没有（而且不可能）摆脱古来文史不分的传统而使历史学跻身于科学之林。（历史学不是科学，但又是科学。这里我们是就后一意义而言的）。假如将来有一天我们能找到或者发明另一种有效的符号系统来表达历史学的涵义，有如数学符号之应用于数学上那样，那么也许可望历史学能摆脱艺术表现形式的藩篱；不过直到今天它还只能不但是以艺术的形式来传达，而且也以这种方式而为人所理解，--无论是史家对历史的理解，还是读者对史家著作的理解。这种理解的性质也就是我们对于艺术作品（例如对贾宝玉和林黛玉、对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理解。我们大概永远不会达到“历史的本来面貌”，正如我们对外在世界永远也达不到最终的真理。我们对于前史所能做到的，仅只是我们目前思想认为是可以满意的答案。
    理性主义的思潮，曾经为人类文明史做出过了不起的贡献。都是由于理性主义信念的引导，人类才摆脱愚昧、敢于启蒙、敢于认识，人类才有了近代科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人类历史从此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但是和历史上其他一切思想体系一样，理性主义也是有利有弊、有得有失的。理性主义之弊、之失就在于它恰好忽视或抹杀了人生中非理性成份的地位和作用。能够理性地正视非理性的成份，这才是真正科学的理性主义者。非理性的成份在人生（从而也就在历史）中，乃是同样必不可少的。人终究并不是（或不完全是）一架计算机；除了合理地运用工具理性而外，他还要受到种种心灵的、感情的、愿望的、理想的乃至欲念的支配。忽视这些因素，恰好不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态度。科学地对待历史学，就必须承认历史学中的非科学成分。只有科学地承认这些非科学的成分，才配得上称为真正科学的态度。以“不科学”的罪名把科学以外的一切成份一笔抹杀，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而是一种唯科学的态度。真正的“科学”或“客观”，就不应该“唯科学”或“唯客观”。当代哲学中的分析派和生命派两大潮流各行其是，当代历史哲学也有分为分析的历史哲学与思辨的历史哲学两大潮流分道扬镳的趋势。分析的历史哲学视思辨的历史哲学为形而上学的呓语。这种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如果我们不科学地分析我们的历史知识以及有关的概念和命题的意义及其有效性，就迳直武断地肯定历史的实质是什么，那诚然无异于痴人说梦。一切历史学的概念和命题，都必须先经过一番逻辑的洗炼，才配得上称为有意义的和科学的。这一点大概是我国史学界（从传统到当代）所最为缺欠而急需补课的一方面。但是历史学却不能到此为止，它终究还要继续探讨历史本身的客观性以及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思辨的历史哲学不能跳过分析的历史哲学这一步，然而历史学又并非是到此止步，而是在跨过这一关之后还需要为历史本身锤炼出一套思想体系来。如前所述，分析的历史哲学是对历史的知识论，思辨的历史哲学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只有经过知识论锤炼出来的形而上学才是真正的哲学，也是真正的历史哲学。
    人文学科之不同于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就在于它的人文性。其中包括我们上述种种伦理道德的、审美的、欲念的以及个人的和集体的好恶和偏见。历史学家永远都渗透着、饱含着种种非科学的、非纯理性的格调和色彩。即使是历史学Ⅰ中的原始数据，也不可能完全不受到这些人文因素的加工或扭曲。历史本是无限丰富多彩的，但历史学家的知识总是有限的，他的思想不可能总结万有、包罗万象。他的历史构图注定了只能是限于一隅，他那宏观的世界历史构图充其极也只能是一孔之见的管窥蠡测。历史学家应该在自己的无知和无能的面前低下头来，这会有助于历史学家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而且这也就会有助于历史学家提高自己的历史理解，因为历史理解是以理解者的思想境界为转移的。所以未经批判的、武断的决定论，就是对克里奥女神最大的僭越和不敬。已往号称是懂得了历史的历史学家们，不知有多少豪言壮语式的历史预言都相继一一破了产--这正是克里奥女神对于无知与狂妄的惩罚。历史学家的理解终究只能是限于他本人的体验与思想的范围之内、他本人所可能思想与理解的经验对象之内，他那历史构图只能限于他的思想水平之上，他的表达只能限于他的表现能力之内。读者则只限于以自己所可能的理解和感受去接受（或改造）他的陈述。历史事实是客观的，但对历史事实的认识和理解则是人的思想的工作。那既不是天生来就有的，也不是客观世界所给定的，而是我们心灵能力所构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