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西方史学与自然科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经历了空前迅速而巨大的发展变化，先后具有三种史学形态，即传统史学、新史学和“新的”新史学。这三种史学形态的次第兴起及互相间的争论便构成了20世纪西方史学演变的概貌。本文拟对此演变过程及其间三种史学形态的特点略作考察。
    一、传统史学
    西方史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始自19世纪末，此前虽然也出现过杰出的史学著作和史学家，但史学在总体上还不能算作一个独立的学科。所谓西方传统史学，就是经过长期发展而终于在19世纪末形成为独立学科之后的西方史学，是西方独立的历史学科的最早形态。
    19世纪最后30年，西方各国为适应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和它们之间互相竞争的需要，分别建立和加强了档案机构，并将有关重大政治、军事和外交事件的档案材料向学者们开放，鼓励史学研究。有志于历史研究的学者们则为了便于学术交流而纷纷成立历史学协会等学术组织，并创办了学术刊物。至今依然存在的重要史学刊物如法国的《史学评论》便创刊于1876年，英国的《英国史学评论》创刊于1886年，美国的《美国史学评论》创刊于1895年。至于德国，它在史学研究的理论、实践及学术组织等方面则更处于领先地位，早在1859年就创刊了《历史研究》。在大量史学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史学理论与方法也形成了初步规范，80年代和90年代先后在德国和法国出版了两部有关专著，前者是伯因汉（Ernst Bernheim,1850-1922）的《史学方法论》，后者是朗格卢瓦（C.Langlois,1863-1929）和塞诺博斯（C.Seignobos,1854-1942）的《史学研究导论》，它们分别论述了史学研究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问题。与此同时，在大学里设立了独立的历史系，建立了培养历史专业博士生的制度，历史学开始有计划地培养训练自己的专业人材，不再像以前那样仅是政客或其他上层人物偶尔为之的副业。至此，西方史学在学术组织、专业人材训练、学术阵地（刊物）和理论方法的规范等方面已臻成熟，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学科。正是如此形成的西方史学的第一个完整形态，即传统史学，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之前的大半个世纪里占据了西方史坛的统治地位。
    那么传统史学的具体特征如何呢？我们不妨从内容、方法论和认识论等三方面分别加以说明。
    就内容而言，传统史学的特征是其严重的狭隘性，即它仅局限于各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其代表性刊物《英国史学评论》在创刊号前言中便明确说道：“国家与政治将是史学的主要题材，因为国家的活动和在国家事务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个人的活动通常比平民的活动重要得多。”[①a]这与久远的史学传统恰是一脉相承，自古以来，绝大多数史籍都是记录王朝更迭和帝王将相等上层统治者的政治、军事及外交活动的。尽管其间有些史家史著，如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伏尔泰及其著作突破了这一传统束缚，主张并实践将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演变过程纳入历史记述，使历史不仅仅是单纯政治的、上层的，还包括普通人在生产、交换以及思想、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经历，但这仅是历史学科中的涓涓细流，从未在总体上动摇过精英政治史在西方史学中的主流地位。
    传统史学内容上述特征之所以形成，直接原因还在于西方的社会与学术背景。欧美列强从19世纪至20世纪初历经了接连不断的重大政治事件，如拿破仑战争、英国的议会改革、意大利的统一、德意志的统一、美国在西半球和太平洋上的扩张及其门罗主义的出笼和演变，以及各国间频繁的摩擦与争斗，等等。在这一系列尖锐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的政治斗争中，历史学家陷入党争、政争和国际争端，并以历史研究与写作为其政治目的和信仰服务乃是普遍现象。因此，西方政治的需要和史学家响应这种需要所作出的抉择，都导致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以社会上层精英分子的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史学的畅行无阻。
    在学术界内部，学术研究的体制也对史学内容起了局限作用。西方多数国家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阵地是高等院校，而高校是由按学科划分的各系组成的，每个文科系（即每个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都要求在有关人的研究中分得一块特定领地，这使历史学必须同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分割对于人及社会的研究，因此，通过档案资料对以往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事件进行研究便成了史学的中心内容。
    20世纪前期，虽然经济史、社会史、法律史，乃至思想史和文化史都已有所发展，虽然一些著名史学家的著作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史学，并给它带来冲击，但它们在总体上仍不足以动摇传统史学的主导地位。直至50年代末期，西方史学的主要权威刊物如《美国史学评论》、《英国史学评论》和法国的《史学评论》仍然充满了对各种政治性历史事件所做的繁琐考证和不厌其详的描述。
    传统史学的方法是随着西方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过程而逐渐成熟起来的，而德意志则是其生长成熟的故乡。
    早在19世纪初叶，普鲁士历史学家尼波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便在罗马史研究中发现不少前人的史著有错误，其原因是疏于对原始资料的钻研。因此他主张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来批判古籍，重视原始的史料证据[①b]。后来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继承发展了尼波尔的精神和方法，他为钻研原始档案资料和历史事件亲历者的记录而不遗余力地查访德意志及欧洲各地的公私档案馆，搜集、考证资料，相信唯有如此才能做到“客观”地“据实记事”。兰克不仅写出大量史料翔实可靠的历史著作，而且形成一套考证史料的办法；同时他又在长期主持柏林大学的历史讲座中培养了大批历史学家。于是兰克及其门徒形成了兰克学派，其影响不仅遍及德意志，而且通过外籍学生深入到英国、法国和美国。
    兰克的史学方法是西方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一个重要标志，而由此产生的传统史学也一直奉兰克的方法为圭臬。如传统史学的代表性刊物法国的《史学评论》在其创刊号前言中说道：本刊只接受以“原始资料为根据”的稿件，作者应采取“严格的科学表达方法，每个论断都须有证据、有史料出处和引语”，同时本刊文章在修辞上“要保持为学者和读者所珍爱的文学性”[②b]。质言之，就是要注意考证史料，力求应用原始资料，在表述上要严谨，杜绝不实的虚饰，同时又讲究语言的艺术性以吸引读者。这些方法论要义自然都是兰克曾经主张和实践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