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和计量方法的应用导致了史学著作形式的改变。传统史学是凭借直觉以时间为轴线对往昔政治事件的叙述，是叙述性的事件史；新史学则主要凭借其他学科的理论对往昔社会的某一方面提出问题，并用相关学科的概念和计量方法加以分析解答，是分析性的问题史。虽然新史学中不乏叙述性的著作，但产生巨大影响的著作却都是分析性的，且新史学家们有一种成见，似乎那些可以提供新知识的学术研究著作必是分析性的，而叙述性著作则或是课本或是为取得经济效益而写作的通俗性著作。
    新史学在认识论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反对传统史学幼稚的客观主义，公开承认史学家在研究实践中无法做到完全超脱和中立，而必然受到某些既有见解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其实历史事实（或证据）并不像传统史学家想象的那样会自己出来“说话”，它们只有通过历史学家的选择才能够同读者见面，得到说话的机会。正如年鉴派的布洛赫所说，任何文献或资料“只有在适当地被询问时，才开口说话”[②g]。而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则将人类以往的经历分成普通“关于过去的事实”和“历史事实”，前者可以是过去发生的任何事，后者则是被历史学家从前者中间选择出来作为其论题资料的事实。历史学家取舍“历史事实”当然不能凭空任意而为，而是凭借某种先入的观念和标准，这就是其主观因素。卡尔认为史学家的研究过程大体是：他先有一个“临时性解释”，依照此解释对材料做出“临时性选择”，让这两者交互作用，从中加以调整，以使事实的选择愈来愈客观，使解释愈来愈真实。因此卡尔说：“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①h]
    新史学家们反对传统史学天真僵化的客观主义，承认并重视研究主体的主观因素，实际上是看到了史学研究及其成果的相对性，这是新史学比传统史学更为成熟的表现。然而他们在此过程中对于历史发展具有不以史学家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性问题却缄口不谈。比如卡尔虽然并不笼统地否认历史中的客观性，但认为它“不可能是事实的客观性，而只能是相互关系的客观性，只能是事实与解释之间，过去、现在与将来之间的关系的客观性”。在他看来，“历史事实”既然是经过历史学家选择的就“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②h]。这固然有正确的一面，因为这种经过选择的历史事实必然反映史学家的判断标准等主观因素，其客观性不可能是完全的，而只能是相对的；但另一方面，卡尔却忽略了历史事实还有其本身固有的客观性，尽管它不易被人捕捉到，其存在仍然不可否定，因为前人的行为（历史事实）是不以后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选择和解释只有大体符合其固有本质时，我们才能说他是大体正确或客观的；否则他就是歪曲了历史。新史学家们由于回避历史事实本身固有的客观性，便为唯心主义的史学相对主义的侵入留下了缺口。
    新史学由于在认识论上对传统史学进行了扬弃，因而不再追求什么“终极的”或“完善的”历史学。但新史学的主流却与其史学前辈一样相信史学是一种科学。不过，这是一种新的科学史学，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理论改造了人们科学观念之后的科学史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布洛赫说：“一个学科，尽管不强调欧几里得式的论证或不变的重复法则，仍可宣称具有科学的尊荣。”[③h]他所指的享有科学尊荣的学科自然就是以年鉴派为典型的新史学。
    前述的英国著名史学家爱德华·卡尔曾相当系统地批评了将史学排斥在科学之外的种种谬论，最后总结道：我不认为“使历史学家跟地质学家分开的那个裂口，就一定比使地质学家跟物理学家分开的那个裂口要深些”。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历史学家虽然“在他们的假定和方法的细节方面，是很不相同的”，但他们在“寻求”对于事物的“解释这一根本目的上，在提出问题与回答问题这一根本步骤上，是团结一致的。历史学家，正如任何其他科学家一样，也是个不断提出‘为什么’这个问题的一种动物”[①i]。
    就总体而论，新史学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辅以计算机和数学为手段，将人类的过去与现实及未来相联系，对历史做深层次的有时是结构性的考察，这与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公认的社会科学学科并无本质区别。因此新史学自认为是科学应是无可非议的。
    综上所述，新史学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几乎全面革新了史学面貌，将西方史学推上了一个新阶段。它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大体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首先，新史学在以下四个方面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第一，它突破了传统政治史的局限，将研究扩大到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第二，摆脱了精英史观的束缚，将焦点移向平民百姓，重视研究全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历史经历；第三，打破传统民族国家史的局限，扩大空间视野，对人类各种不同文化做跨越国家界线的历史考察，或在一国之内探究某个问题的历史发展；第四，由于史学新内容的需要和跨学科方法提供的可能，史料来源也空前扩大了，除了传统历史档案之外，教堂关于婚丧洗礼的记录、绘画艺术品和家具等其他人造物，以及各种口述和调查材料等等都列入了史料范围。同时，计量史学家还以电脑和数量分析的方法开辟了对于某些传统档案资料的新应用。由于新史学如此全面地扩大了史学的范围，它便提高了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因为作为人类以往经历的历史本来就是多方面的、丰富多彩的，并非如传统史学所设想的那样简单狭隘。
    其次，新史学提高了史学阐释的精确性。一方面，计量方法以明确的数量化概念代替了某些传统的文字描述，消除了后者的模糊性；另一方面，史学界由于对某些常用概念（如“封建主义”、“中产阶级”、“官僚政治”等等）理解的不同曾发生过一些无谓的争论，新史学则借助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帮助解决了这些名词概念规范化的问题，从而解决或避免了不必要的争论，也提高了阐释的准确性[②i]。
    再次，新史学大大推进了史学研究的深刻化。其主要表现是注意挖掘不为前人注意的“潜在的”历史因素。传统史学关注的是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这些事件均有历史文献记载，其历史性一般为其参与者和同时代人所意识，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显在的”历史事件或因素。但另有一类历史因素则不同，其历史性不为其同时代人所意识，也没有历史文献对其加以记载，这就是“潜在的”历史因素。比如历史上的人口状况，包括人口数量、组成结构、出生率、结婚率、死亡率等等，任何国家在统计制度建立之前的漫长时代里对这些情况都不作记载，人们也不认识它们的历史意义。然而现在人们知道，人口总数是计算劳动生产率和估量经济发展情况的重要依据，其他如人口的构成等情况也兼有直接和间接的历史意义。不仅如此，有时人口数量的变动还可能直接造成某些重大的历史变迁和趋势[①j]。除历史人口状况之外，还有土地、财富的占有和分配，儿童、妇女、家庭的状况等等，都属于潜在的历史因素，而新史学对这些潜在因素都做了一些有成效的研究。
    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新史学自然也有消极方面，正是它的缺陷与不足才使一部分新史学家转向另一种更新的史学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