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史学
    西方新史学由萌芽到取代传统史学的统治地位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漫长过程，大约始自20世纪第2个10年，至60年代方才完成。这半个世纪既是传统史学统治西方史坛的时期，又是它由盛转衰而由新史学逐渐取而代之的时期。
    所谓新史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史学派别，而是包含了西方各国各种各样的史学新流派。同是新史学家，其研究重点和所应用的方法可能很不相同，因此不少西方新史学家并不喜欢使用“新史学”这个名词来指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然而，作为一种要求革新的史学总趋势，同旧有的传统史学相对而言，新史学乃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史学在内容、方法论和认识论等方面具有一系列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共同特征。
    新史学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反对传统的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狭隘政治史，而主张尽量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
    早在1911年，美国杰出史学家詹姆斯·鲁滨逊就在题为《新史学》的著作中针对传统史学的狭隘性指出，国家“决不是人类唯一关心的事情”。“自古至今，人类的活动包括海上探险、开拓商业、建筑城市、设立大学、建筑宏伟的大礼拜堂、著书、绘画，并且还发明了许多东西”。所有“这些人类活动”都应包括在历史里面[①e]。
    1929年，新型史学杂志《经济、社会史年鉴》在法国创刊，宣告了西方新史学的典型代表年鉴学派的诞生。其创始人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认为，新史学是“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它所关心的是人类的全部活动，是“属于人类，取决于人类，服务于人类的一切，是表达人类，说明人类的存在、活动、爱好和方式的一切”[②e]。他中肯而尖锐地反对传统政治史肤浅的精英史观，认为历史发展（“伟大群众运动”）的真正深刻的原因不在于“大人物”的性格或“外交对抗中的矛盾活动”，而“存在于地理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知识因素、宗教因素和心理因素等等之中”[③e]。
    到年鉴派第二代，其领导人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al,1902-1985）提出了“长时段”的概念，在理论上给传统史学的狭隘肤浅性另一沉重打击。布罗代尔指出，传统史学的内容即政治、军事、外交“事件”，仅是“短促的时间”内的事情，不足以说明历史的深刻潜在因素；而长时段理论主张史学应当着重考察那些发展缓慢、持续时间长久的“结构”和“势态”，也就是要考察几十年、上百年或更长时间的历史演变[①f]。这种史学研究的新观念对于革新史学内容自然具有重大意义。
    通过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和本身的实践，新史学在研究内容方面大体形成了两个重点。第一，强调研究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如人文地理条件、人口状况、生态环境、技术水平的影响、经济生产和分配的方式等等。第二，强调研究范围广泛的社会史，如有产财产、权力、地位分配制度的研究，有关家庭、学校、警察等社会教育和控制体制的研究，有关公司、工会等工作机构的研究，有关市政会议、都市政治机构等地方管理体制的研究，有关文化娱乐机构的研究，以及人口的流动、政治运动和社会思潮产生的社会根源等都是新史学重要的研究课题[②f]。此外，思想-文化史也是新史学研究的一项内容，但与前两项相比，它不占主要地位。大众文化与心态史研究的真正兴起始于60年代，进入70年代之后才得到大发展，但那是西方史学又一次新转折的内容，因此将在下文讨论。
    新史学在内容上的扩展是同它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革新同步进行的，没有新方法和新认识论的协调与促进，史学内容的扩展是不可能的。这里为了表述的方便才将三者拆开，分别加以论述。
    新史学方法论的主要特征是借鉴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概念，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这是史学与其他学科双方互动的结果。
    传统史学在学术界获得独立地位后，满足于自己的一套考证史料的方法。因此固步自封，毫不关心其他学科的情况。其他多数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也正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无暇顾及历史和史学。如人类学只关心它所考察的部落或氏族的现实状况而不考虑其历史渊源，社会学多数只作静止的研究，实验心理学则研究现代人的可观察到的行为和反应。这样，史学与其他学科的隔绝乃是必然的。
    然而时间和历史对于任何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都是重要的，一方面它们所研究的所有问题都有时间性和历史发展过程，另一方面人类过去的丰富经历也可以用来检验和充实各学科的理论和资料。因此少数学者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十分重视历史问题的研究。如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奥地利籍的精神分析学说创始人弗洛伊德便十分注意探索历史问题，将本专业知识与史学结合起来。他们所做的跨学科历史研究虽然没有得到同时代学术同仁的足够重视，但毕竟是开拓性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影响日渐扩大，到50年代之后，韦伯著作纷纷译成英文出版，受到英美史学界的欢迎；弗洛伊德也被尊为新崛起的心理史学的开山鼻祖。
    专业史学家一方，大约从1930年左右也开始认识到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及从事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美国史学家哈里·巴恩斯（Harry Barnes）在1928年的著作中指出，“历史是关于人在社会环境条件下发展的记录”，如果不具备社会学和行为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伦理学等各学科的知识，“就不可能对这种记录作出合理的解释”。此外，新史学家还应了解某些生理学和病理学等学科的知识，因为“不熟知人类行为的腺质基础就不能够理解和说明人的行动。”[①g]
    年鉴学派从其诞生之日始就积极从事跨学科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费弗尔创建了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后来此第六部在年鉴派第二代首脑布罗代尔领导下进一步成为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汇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多方面人材，开展以史学为带头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正是由于年鉴派对跨学科史学研究做了杰出的组织工作，他们才写出了大量著名的著作，乃至成为西方新史学跨学科研究的最有影响的群体。
    利用电脑和数学方法处理可计量的历史资料从而窥见往昔社会的状况，这自然是史学跨学科研究的重要表现。计量方法取得最大成就的领域主要是人口史，其次是经济史和新政治史。此外它还应用于范围广泛的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