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在搜集选择资料和表述上的主张之外，传统史学在如何认识史料并由此形成对历史的解释这个环节上也有自己明确的主张，那就是依靠“直觉”。凭直觉来理解史料并形成对于前人经历的认识其实是最古老的方法，自有史著以来史家们无不应用这种方法，只是他们多不自觉罢了。传统史学家们不同于前人之处是他们自觉地应用直觉并为此提出了一套说法。最享盛名的德国史学家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便明确指出，史学与其他学科不同，它不依靠什么理论，而依靠直觉。杰出史学家的“标志”便是善于作“直觉判断”，而这种能力或方法的取得不能靠学校里的学习或训练，只能靠“天赋”、“实践”和“自修”。学校应当传授相关的语言知识和相关时代与地区的法制变迁的知识，这是史学家和历史研究的必要准备，除此之外就全靠史学家在实践中培养起来的悟性了[①c]。
    传统史学在认识论上的一大特征是坚信史学家通过对档案资料的考证与鉴别便可再现历史的真实。英国著名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34-1902）的观点便是典型的例证。他认为，鉴于欧洲档案的开放，“全部资料”都“可以获得”，一切历史问题都将“可以解决”，因此，“终极的”和“完善的”历史学的时代虽然尚未到来，但已经为期不远。传统史学认识论的另一特征是相信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与写作中可以不掺杂任何主观因素，做到绝对客观。阿克顿在主持编纂《剑桥近代史》时曾要求撰稿者做到绝对的“公正无私”，要求他们笔下的滑铁卢战役“必须使法国人和英国人，德国人和荷兰人都同样满意”[②c]。
    上述传统史学认识论源于19世纪西方由科学迅速发展而产生的乐观情绪，因此多数史学家在追寻客观历史真实的同时坚信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属于科学。如法国著名史学家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1830-1889年）认为，史学不仅是科学，而且是“不简单的科学”，因为它所研究的是人及其社会的演变，而这是“极其复杂的”；尽管历史研究难免会有困难和失败，但我们坚信“对事实真相的真诚探索总会有所回报”。英国著名史学家柏里（John BagnellBurry,1861-1927）则专以“历史科学”为题来发表他作为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的就职演说。他认为，在公元前5世纪产生希罗多德和历史学之后，到19世纪，人类的自觉意识产生了另一次飞跃，即认识到人类历史是不断向上“发展”的过程，这个观念再造了历史学，使它与“客观地研究宇宙事实的各种科学”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史学是不折不扣的科学”[③c]。
    综上所述，传统史学破天荒头一次建立了一套史学所独有的理论和方法规范，这是不可磨灭的成就。它承认历史真实的客观存在及认为史学属于科学等观点也是十分可贵的。但传统史学在内容上的狭隘，在方法上的自我封闭，以及在认识论上对于客观历史真实的特殊性的欠缺考虑和对于研究者主观因素的忽视，这些都是它的致命弱点，以致使它很快便遭遇了接连不断的挑战和打击。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各交战国之间曾展开激烈的宣传战，各自为自己的战争政策辩护。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们普遍陷入了沙文主义泥潭，他们互相争吵，为本国政府辩解，甚至使民族国家政治史的研究沦为推动战争和推卸战争责任的工具。自视客观、清高的学者们竟成了战争和破坏的支持者与辩护士，这自然给传统史学的社会声誉带来巨大损害。
    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击更为严重的是传统史学所标榜的客观主义。各国史学家在战争前后以历史公正为口实展开的互相攻讦充分说明，那种认为史学研究可以做到绝对客观从而让所有人都接受其结论的想法不过是幻想而已。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史学实践证明，史学家掌握的档案资料愈多，研究愈发展，则史学中存疑和争论的问题也愈多，阿克顿所谓的“终极的”、“完善的”历史学不仅没有走近，相反倒似乎越来越遥远。这一切都说明传统史学的认识论是过于乐观了，是不切实际的。
    早在一战之前，便出现了批判科学史学的思潮，其代表者在德国有狄尔泰（Wilhem Dilhey,1833-1911）、李凯尔特（H.Rickert,1863-1936），在意大利有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在英国有特里维廉（George MacaulayTrevelyan,1876-1962）和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1889-1943），等。他们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上都反对将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反对客观主义，认为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不可能完全“排除自我”。有的甚至认为，“史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在于，对于往昔的客观认识只有通过研究者的主观经验才能得到”[①d]。这种思潮反对19世纪遗留下来的将史学机械地等同于自然科学的思想残余，指出历史学家主观因素对于历史研究的影响及史学研究成果具有相对性，这些都是有道理的。20世纪20年代以后，上述狄尔泰们的思潮在西方史学界流行日甚，从而在理论上给传统史学认识论带来日益严重的冲击。但是必须指出，狄尔泰等人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加以绝对化，妄论自然科学是“研究普遍规律”的，而史学则仅限于“研究个别事实”[②d]，甚至否认历史中也有共同因素和因果关系，这些都是错误的，也没有为新史学的主流所接受。
    传统史学在内容和方法论方面也不断遭到挑战。其他学科如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迅速发展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揭示了人及人类社会的复杂性；马克思主义日益广泛的传播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的物质生活及其再生产（即社会的经济基础）的重要性，这些都增加了人们对狭隘的精英政治史的怀疑。德国的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836）于1917年发表的《西方的没落》和英国的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于1934年开始出版的12卷《历史研究》，则是在实践上对传统民族国家政治史的重大突破，因为两者都以超越民族国家界线的文化或文明的兴衰为内容，具有很大影响。史学内容的扩大自然要求拓展资料的范围，使得原来档案资料考证的一套方法不敷应用。同时，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方法的比照，也使传统的直观方法显得十分粗陋，因此产生了借鉴其他学科来革新史学方法的要求。
    总之，传统史学在认识论、内容和方法论等方面都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冲击，从而逐渐走向衰落。继之兴起的便是新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