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今天、未来，犹如一根链条上的三个环节，环环相扣。今天的社会有过往时空的折光，未来的岁月将是今天的延续和发展。这种逻辑关系似已成为不征之论。因此，对历史的看重与尊敬，当是每个时代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有史必有“家”。这在具有悠悠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犹为突出。当我们徜徉在历史长廊时，在接受、领悟这种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赐予的时候，不该忘却那些为后人留下我们中华民族宝贵史学遗产的史家群体。拜读了《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史学家系列》（李侃主编，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掩卷思之，心中充满景仰之情。
    一
    近20年来，史学界关于史家传记的研究和撰述，比起以往来说，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比如，有著者对中国史家作出评价，且有一人一传的专书。其中，自不乏独到见解，然毕竟“独木不成林”；更有不少著者把中国的众多史家合传成书，显示了中国史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然毕竟为篇帙所限，难以尽述史家的生平、思想和成就。将一批成就最为突出的史学家撰写成如此规模的评传，即一人一传，撰为专书，编成“系列”，似尚属首次。这个创举帮助人们看到：中国文化的大军中行进着一支特殊、重要的队伍。有了他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才被完整地记载下来，流存下来，一条生生不已的浑浩流转的传统史学长河才能流淌、奔涌在人们的心中。这部“评传”的出版，使我们及后人得以认识中国史学家群体，窥其一斑，得以掌握中华历史文化进程的脉搏与风貌。
    通览已经出版的六本“评传”，即许凌云著《司马迁评传》、安作璋著《班固评传》、瞿林东著《杜佑评传》、宋衍申著《司马光评传》、仓修良等著《章学诚评传》、陈其泰著《梁启超评传》，笔者以为有以下共同特点：
    1.“评传”均出自专业研究者之手笔，反映了作者们多年的学术积累和认识上的创见，读来使人感到不只是一般性的了解知识，而且是对许多新的研究成果的领略。这些作者都是以研究中国史学见长的专家，功底深厚，治学严谨，学有所长，著述甚丰。如许凌云著有《读史入门》、《儒学与中国史学》等，安作璋著有《班固与汉书》、主编《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等，瞿林东著有《唐代史学论稿》、《中国史学散论》等，宋衍申著有《司马光传》、《史学·史实·情感》等，仓修良著有《中国古代史学史》、《章学诚和文史通义》等，陈其泰著有《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等。因此，他们对传主的时代、生平及学术成就谙熟，或叙或评，得心应手，详略得当，重点突出。“评传”避免了某些系列丛书在撰写上参差不齐、悬殊不一的缺陷，从而使每本书的学术品质与学术价值有了可靠的保证。
    2.“评传”所述史家较好的做到了“评”、“传”兼顾，浓淡相宜，传主面貌栩栩如生，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史家从事的是严肃的历史撰述与研究。作为评传，既非一般意义上的传记，又不是人物生平的流水帐。如何使传主的思想、活动、音容笑貌在十几万字的篇幅内跃然于纸上，可亲、可敬、可信，确实是要下一番功夫的。作者们注重对传主总体上的勾勒与描述，即从其生平中遴选最主要的史实，给予叙述、评论，而于史学成就上，则浓墨重笔，从而把对传主生平的白描与史学成就的工笔，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一般说来，中国古代史家往往与宦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某些传主既是撰史的学者，又是宦途的行者。作者较好地处理了传主作为政治家与史学家的关系，将其既有交叉联系的一面又有独立特别的一面，表述得适宜、得当。所以，这部“评传”丛书又是生活在百年前、千年前的人们的生活画卷。可以说，评传里面有历史，有社会，有甜酸苦辣，有人生三味。
    3.“评传”传主均是中国史学上的第一流人物，他们的史学活动和史学著作，在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中，都具有里程碑的性质。读来使人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史学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史学得以发展，不曾中断，全在于从古至今每一个历史时期史家群体的共同努力。作为一部系列丛书，只能择其要者而选之，即选择那些对中国史学发展影响突出、成就卓著的史家。从目前已经出版的六部“评传”来看，其传主均是中国史学上的佼佼者。这样的传主阵容，奠定了整套书上乘品位的基础。作为一流史学人物，他们不仅呈现出优秀史才的一面，而且显示出其代表性的一面。这种特征告诉人们，他们对于当时历史的撰述、评价，均为后来史家续写历史打下了基础；他们还为当时的和后来的一代代统治集团提供了治国安邦的经验，“彰往而察来”、“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以史为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警句正是由于史家的建树而为人们所接受，从而成为一种自觉的历史认识。这是中国史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贡献。经过几千年赓续不断的努力，逐步形成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它作为民族精神财富的一部分，汇入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库中。
    二
    如果说，显现在史家群体身上的这些共性足以使人击节兴叹，那么，史家各自的独特之处则更具魅力。六本“评传”除有上述共同之处外，也都写出了各自的特色。因此，六位传主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个栩栩如生、鲜活生动的形象：发愤著书终成千古良史的司马迁，从洛阳花下读书郎走向“马班”齐名的班固，创造史学与政治结合艺术的杜佑，一生精力尽于《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乾嘉时期在史学上独树一帜的章学诚，开辟“新史学”道路的梁启超。这幅神采各异的历史画卷告诉人们：看似凝固的历史中却仍然奔涌着激励人、感染人的巨大力量--
    司马迁以其恢宏气势、旷代奇才完成了流芳百世的巨著--《史记》。作为中华民族的史诗和颂歌，《史记》在史学上竖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不仅给后人留下一份永垂不朽的文化遗产，同时为当时人及后来人树立了一个百折不挠、忠于事业和理想的光辉榜样。《司马迁评传》开篇引用郭沫若为其作的碑文，将司马迁“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的历史地位展示给人们，书中以大量篇幅论述了司马迁的独特贡献：创纪传史法、创史评形式、明史学宗旨、扬实录精神，揭示了才、学、识、德高度统一，事、文、义浑然一体的学术品质、风格造就了千古良史的司马迁和成为史著典范的《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