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司马迁齐名的史家是班固。事实上，马、班往往未能“齐”名。隋唐之际，“《汉书》学”大兴，《汉书》成为“六经”之亚，《史记》研究则相对失色。而近几十年来，史学界发表的有关司马迁的论著较多，相比之下，关于班固的论著鲜见，且在某种程度上班固受到了不应有的贬抑。《班固评传》作者在本书“酒酣谁与品《汉书》”（凡四篇）中，以有力的论证，对班固与《汉书》作了比较符合实际的评价，宣扬了班固“创立著史新体例、继承前贤补遗阙、开拓史学新领域、经世致用存实录”以及他在典章制度史的研究和撰述上的突出贡献等史学成就，从而有力地肯定了《汉书》开封建社会皇朝史撰述先河的历史地位。
    杜佑的独特之处经著者的精心撰述而为更多的人们所认识：在中国古代史学史和政治史上，还没有第二个人像杜佑那样，在这两个方面都达到了辉煌的境界。他是精于治道的史学家，又是通晓史学的政治家。他在这两个方面为中华历史文化的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是司马迁之后，继承、发扬史学上的“通古今之变”的一位大师，同时，又是一位创造史学与政治结合的艺术的一位大师。他用36年时间撰写成的历史巨著《通典》200卷，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规模宏大的典章制度史，为典制体史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上和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发展上，都是划时代的著作。
    司马光，因其少年“击瓮救友”而妇孺皆知。对这样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史家，评传则着力于其声名远播的《资治通鉴》的评述。著者给予《资治通鉴》以客观、公允的定位：这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是极负盛名的，其编纂的方法、史料的充实、考证的精详、文字的简洁以及综合评论，都是上乘的。作者在介绍这部书的历史地位时指出：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此书的广泛传播从未间断过，已成了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一般读书人案头必备之书。它的社会影响可与任何一部古典名著相媲美。作者借用王夫之的话，揭示了《资治通鉴》“鉴之者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的巨大生命力。
    章学诚第一个从史学理论上对“史义”进行重点论述，进而把对史学发展的总结推向了新的阶段。作者把对章学诚的评论置于时代对史家的要求中进行考察，通过缜密的论述得出这样的结论：章学诚没有辜负历史的托付，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其代表作《文史通义》是我国古代一部集史学理论之大成的著作，与唐朝史家刘知几的《史通》共同成为古代史学理论上的“双璧”。而章学诚的丰富的史学理论，在许多方面更是超过了刘知几，成为我国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财富。
    对近代著名的史家梁启超，著者同样写出了新意，认为他代表了传统史学的终结和近代史学的开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新史学”同辉，是中国近代史学理论建设的先驱，对史学改革和创新起了开拓性的作用，在中国近代史学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著者对梁启超的“笔锋常带感情的文字”十分推崇，认为“在今天读来也仍具有审美价值”，故对其名言、名文，酌予征引，以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其原作的风貌。这是本书的一个特点。
    总之，六位史家鲜明的个性特征及其历史地位，在“评传”著者们力透纸背的撰述中凸现出来，读后颇易于理解，并使人深受感染。循着中国优秀史家活动的轨迹，人们可以进一步领悟中国史家群体的精神，这就是忠实于历史的求真精神，勇于进取的创新精神，关注于社会的经世精神。在滔滔不断的历史长河中，优秀史家们的特殊贡献在于：他们反映了中国史学在各个领域包括历史记述、历史思想、史学理论、史学与社会关系以及史学变革与创新等方面的辉煌成就。他们的历史实践，也逐步形成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与可供后人敬仰、学习的治学精神。
    三
    读了这六本史学家评传，还有一点很深的感受，这就是：“评传”的作者们在每本书的构思和文字表述上都一丝不苟，殚精竭虑，努力做到深入浅出，追求雅俗共赏的文章境界。《司马迁评传》用“江山入怀抱，风情启宏思”为节题，委婉细致地写司马迁的壮游和任使。其中有这样几句是：“出生在黄河岸边的司马迁，喝着龙门的水长大，又踏遍了千山万水，深深体会到一个真理：水的为利为害实在太大了。元封二年，他曾随武帝背草堵塞宣房决堤，亲耳听武帝的《瓠子之歌》，后来他写了《河渠书》。”（第35-36页）《班固评传》的“前言”，作者开篇就写得引人如胜：“幼年时曾听老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宋朝有位大文学家苏舜钦，好饮酒，豪放不羁。他住在岳父杜祁公家，每晚读书，定要饮酒一斗。祁公感到很奇怪，暗中观察，原来他在读《汉书》。每读到快意之时便饮酒一大杯。祁公不禁笑道：‘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也不算多。’（见清人褚稼轩《坚瓠集》）用汉书下酒，可见其韵味之醇，感人之深。”（第1页）故本书的七、八、九、十凡四章，均以“酒酣谁与品《汉书》”为题。《杜佑评传》的末章，作者着意写出了杜佑的“晚年情趣”：写他虽已致仕，仍为朝廷所倚重的威望，写他在元和五年唐蕃会议中的重要作用；也写到了长安南郊樊川的秀丽景色和杜佑在樊川别墅与同僚们的欢快的聚会，写到了一代文章“宗匠”权德舆为此而撰写的《杜域郊居记》，写到了若干年后杜佑之孙杜牧是怎样因为樊川和樊川别墅而激发起他的诗人的激情（见第142-151页）。历史和现实，史学和诗歌，政治和友情，都汇聚在樊川别墅了。《司马光评传》叙述传主“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讲到他去世时，朝廷停止政务，京城停止交易，百姓设祭悼念；当司马光的灵柩运往夏县时，人群夹道送别，哭泣不止。在中国古代史上，一个宰相、史家的去世，受到如此广泛而真诚的哀悼，是罕见的（见第224页）。《章学诚评传》对传主“堂堂正正地做人”，“在平平淡淡中渡过一生”极为推崇，称赞他“默默无闻地辛勤笔墨耕耘，才为我们在史学理论园地里树起了一块丰碑”（见89-90页）。《梁启超评传》的作者，用“九曲回澜，归依著述”为一章的标题，细致地描绘出了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后活动和思想的轨迹，经过曲折反复以后走上“专门著述的晚年”，成就为一代学问家、教育家（见第106130页）。像这样一些发人深思的精彩之笔，在六本史家评传中随处可见，它们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作者们的思想、旨趣和动力。
    李侃先生在序文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从司马迁到梁启超，我们能够列出有成就的史学家可以以百数，他们的著述，可以汗牛充栋；他们的文献，可以彪炳千古；他们的传记，可以看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之前的一部传记体的中国史学史。从我们所介绍的六位史学家的成就，我们可以想象到，一部中国史学史，该是一座多么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智慧的宝藏！”（第3页）从史学家们对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所作出的贡献来看，他们对于这个评价，应是当之无愧的。
    然而，历史研究由于其研究对象的过往性，因而往往受到人们的误解，以为这门学问只是以认识过去、说明过去为目的。这种误解不仅对历史学、历史学家是不公正的，而且也常常使人们限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困境，从而影响到人们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减少以至消除这种误解，我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走进这座史家画廊，看看史学家们是怎样在关心着人们，关心着社会，关心着人类的命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