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观这场进行了两年又两个月的战争，造成清军在战争中失败的最直接原因有二：（一）清军战斗力差。表现为明显的敌强我弱；（二）最高决策者和各级官员指挥失误。表现为各种战略决策、作战命令的混乱、失当。
    （一）造成清军战斗力差的直接原因有三方面：1.战术陈旧。无论攻、防、使用的还都是冷兵器时代的战术；2.武器装备落后；3.兵心不固，纪律败坏。表现为许多次交锋中，清军一战即溃，不服派遣等等。
    1.造成战术陈旧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清朝固有的闭关政策和由来已久的“天朝上国”的观念，使清军不了解英军的近代化战术，而且也不屑了解；二是清朝军制的腐朽。训练制度大多沿自明代，仍是一种阵势式的训练，连嘉庆皇帝都认为其中看不中用。[（1）]而清军中的征调制，又使得作战部队多是临时从各地七拼八凑而来，兵与兵不相习，将官也是临时指派的，很难有效地控制部下，只能靠传统的摇旗击鼓来指挥战斗[（2）]，其战术又焉能不陈旧笨拙？
    2.造成武器装备落后的原因有三：一是闭关政策和天朝观念，不但造成清朝对外国武器装备进步的漠视和无知，且封关禁海，直接影响了清代战船制造的进步。如当时英国军舰大的有三层甲板，安炮多达120门，且火炮技术发达，炮身重量从几百、几千直到万余斤不等，炮弹有实心弹、霰弹和爆炸弹。而清军水师最大的战船不过安炮三、四十门，且都是沿袭明代旧制的泥模铁制的船炮，射程仅一百余丈，炮管内无膛线，发射无准的。战船均由木制，无金属包裹，极易腐烂，不堪炮击，而其动力仍主要靠人力划浆摇橹。[（3）]二是科技落后，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之当时英国已有较大差距，从而制约了武器装备的制造水平；三是武器装备的制造马虎懈怠。这又由于下面两个原因造成：第一，清王朝的闭关政策和天朝观念，使得统治阶级闭目塞听，自以为“承平日久”而军备废弛，如当时直隶沿海炮台失修，旧存铁炮“大半刷膛锈损，多不堪用，”[（4）]而山海关“本无存炮”，废弃炮位中有几尊勉强可以蒸洗备用，尚系前明之物[（5）]；第二，由于吏治败坏，各级官员贪污受贿，与承管修造武器装备人员“通同舞弊”，造成武器装备的修造有名无实。如清朝于1732年便在各省设专职战船承修官，而这些官员有许多在大修之年领取修造费后，用其中一部分行贿于验收战船的水师将官，于是战船的制造则往往草率了事，修理则甚至以涂饰颜色来蒙混，而文武官员却中饱私囊[（6）]。
    3.造成兵心不固、纪律败坏的原因有三：一是吏治败坏，在战争中不但有些将领争先溃逃，而且平日各级军官吃缺冒饷、克扣军饷的现象很是普遍，从而造成战时兵额不足，官兵对立。如当英军攻打定海时，由于军官吃缺，“隶尺籍者，半系栉工、修脚贱佣，以番银三、四十元，买充行伍，操防巡缉，视为具文，”[（7）]如此的军队焉能有稳固的军心？二是清代的军制，使绿营兵社会地位低下，饷银微簿，很难籍此维持生计，许多士兵便兼营他业，于是难免染上许多不良社会习气，导致军队心志不齐、纪律败坏，有的乘有战事之机勒索抢劫；三是军队与民众的对立。鸦片战争时，各省调赴广东的军队“沿途劫夺，诉之领兵官，无从查问，”被老百姓称为“奉命之贼。”[（8）]将领在纵兵扰民的同时，又多视当地老百姓为“汉奸”。如海龄守镇汪，“自初八日闭城……兵丁城上开炮开枪，击杀平民，指为汉奸，无辜罔吁。又每日城内搜索汉奸，立时正法，每日约千余人。”[（9）]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满汉民族矛盾。外敌当前而与民对立，使军队丧失民心，从而直接影响士气和军心的稳固。
    （二）造成最高决策者和各级官员指挥失误的原因亦有三方面：1.以守为战，消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束缚了将士的手脚，从而失去了在本土作战的优势；2.决策者不了解实际战况，因而战和不定、调遣失措；3.正确的战略战术无法实施。战争后期亦有些将领提出了诱敌深入、坚壁清野、散队作战等较为正确的战略战术，但在许多实际战斗中却没有得以贯彻实施。
    1.造成以守为战、消极防御的原因有二：一是清朝腐朽的军制使清军难以集中足够优势的兵力，机动作战。如军制中营制规定清军除肩负作战任务外，还担负守陵、河工、漕运等任务及类似警察的职责，于是许多兵丁都是不可任意征调的。军制中的责罚之制又规定每自动放弃一城一池都意味着不忠，可作擅离职守处置，罪名重大，[（10）]故当时将领不敢放弃部分城池集中兵力机动作战，只能陷于处处设防而又处处吃紧的局面；二是不了解敌情。当时从上到下对英军作战的实力、方式、动机统统不甚了解。包括林则徐在战争前期也认为英军陆战能力差，于是制定“以守为攻”的策略。造成不了解敌情的原因也有两方面：第一，仍是闭关政策和天朝观念；第二，由于吏治败坏，许多参战官吏昏庸无能，他们在战争开始后仍不愿和不会去了解敌人，以虚骄的态度和愚昧的作法来应付战争。
    2.造成决策者不了解实际战况的原因也有二：一是吏治败坏，许多官员谎报军情战况，而且没有有效的检查制约机制。如奕山广州战败，却向道光皇帝奏称：“该夷目即免冠作礼……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允通商，立即退出虎门，缴还各炮台，不敢滋事等语，”道光皇帝竟信以为真，并做出“酌量裁撤防兵”的错误决定；[（11）]二是决策者自身由于长期的闭关政策和天朝观念所造成的盲目虚骄，从主观上造成对实际战况的误解。如1840年7月，当道光皇帝接到英军进犯定海的奏报，却认为：“该夷等亦不过稍逞小技，恫疑虚喝。迨至计穷势蹙，自必返掉入洋，无所希翼。”[（12）]如此荒谬的看法，只能导致同样荒谬的决策。
    3.造成正确战略战术无法实施的原因有三：一是军制腐朽，沿袭数百年的军制，使大部分将领没有战略战术上的退却观念，因而难以在实战中实施诱敌深入等方针，习惯于密集阵式作战的兵丁，一时也难以适应散队进攻，因而往往事到临头，又不得不采用消极固守的旧战略战术；二是吏治败坏导致当时各个战场的方面大员苟且偷安，只求所辖地区无战事即为万幸，即使有上谕令其进攻敌人以牵制其他地方的侵略军，也往往捏词搪塞，不予置理。如当英军深入长江之时，定海守军不多，道光皇帝命奕经进剿以牵制之，奕经则以兵力不敷为词，漠然置之；[（13）]三是急于撤兵，这使决策者对战局缺乏通盘的考虑和调遣布置，从而导致决策失误。造成急于撤兵的原因也有二：第一，国库空虚，财力不支。道光年间，由于白银外流、官吏的贪盗糜费等原因，国家财政已处于拮据状态，统治阶层对于长期战争所需的大量兵费深感恐惧，浙江巡抚刘韵珂在他所上的“十可虑”奏折中，就提到“沿海七省，警备已将两载，……计七省一月之防费，为数甚巨，防无己时。即费难数计，糜饷劳师，伊于胡底？”[（14）]道光皇帝一遇有和谈局面，或英军暂停进攻，即令撤兵，“以节糜费”；第二，与民对立。统治阶级深恐战争将引发内乱。当英军打到仪征时，就有官吏上奏说：“仪征县上接江宁，下连扬、镇，本为捆盐之地，枭徒出没无常。自逆夷驶入长江，臣深恐乘机窃发。”道光皇帝对此奏稿批上了“实系心腹之患”。[（15）]因此，只要有可能，决策者就要早日结束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