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开展历史教育
    史学漫谈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历史教育。白先生自30年代末始从事教学工作，一向重视历史教育。曾以教材形式编写过回族历史，而正式阐发教育思想的论述还是解放后的事情。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和时代的需要，他的思想主要包括提高历史教学水平和在历史教学中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两部分。
    在史学漫谈中，可以看到白先生教育思想的渐进过程。1950年，在他发表的第一篇关于历史教育的文章《对于大学历史课程和历史教学的一些实感》中，对课程和教学方面都提出了新的构思，如中国通史课要重视少数民族史、世界通史课要包括苏联史和亚洲史、推广教研组集体教学等项。十年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深入，白先生对历史教育由教学具体形式的考虑，发展为教育内容的全面探讨，不仅学校教育的研究前进了一大步，社会教育的研究也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在《历史教学上的古与今》一文中，提出教学上安排古为今用，即阐明社会发展规律和批判地分析文化成果的内容。接着发表《历史学科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和《关于历史学习的三个问题》两文，分别提出课堂教学、阅读指导和写作指导及史与论统一、文史不分家和“专精为主，学会博览”等全新的见解，强调用科学和辩证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既有专深的历史知识，又有独立分析和处理历史问题的能力；既重视历史学科的基本训练，也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既学好历史课程，也明确历史工作者的神圣责任。
    50年代初，白先生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集中撰写了《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爱国主义与历史教学》和《开展历史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等文章，阐述通过史实的分析促进人们确信抗美援朝必胜的道理，着重指出历史教学要以丰富的历史内容培养青少年的民族自尊自信心，热爱祖国，并引导群众认识社会发展中的矛盾的规律，提高警惕，热情投身国家建设。这些论述在当时开展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工作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是白先生史学漫谈中历史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初探史学发展规律
    白先生在谈史学遗产问题时，都曾指出摸索和阐明史学发展规律的重要性，对史学整体性研究的意向十分明确。《谈史学遗产》、《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和《中国史学史教本》（上）所涉内容表明，此时的史学漫谈已突破要籍知识性介绍的旧框框，努力迈入史学史研究的新阶段，从而实现了史学思想发展的飞跃，推动了史学史学科的创设。然而，还应该看到，史学漫谈一直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正确的史学理论在实践中受到妨碍。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起步不久的新史学理论框架的构筑和史学史的研究工作被迫中止。《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只写到刘知几而无法继续下去；关于史学史的讨论会也仅组织了九次；《中国史学史资料》仅出版了九期。对于自己这一段工作，白先生发表了三点看法：一是“可以说是对史学史的研究模模糊糊地探索出一点途径”，二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运用的学习，还只是试图用戴帽子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还不能对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三是《中国史学史教本》（上）“还摆脱不了一般学术专史的模式，旧的包袱还相当严重”〔8〕。 这些看法充分反映了白先生治学的严谨和虚怀若谷的精神，也表明从史学漫谈到真正大规模的史学史研究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而前者又为后者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史学史研究
    60年代，白先生把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确定为：“首先是要阐明我国史学发展的规律。”〔9〕进入80年代，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 他力求更加准确地划定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1984年，他提出史学史的任务是研究“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范围“包括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它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10〕。1987年，他进而把中国史学史研究归纳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要籍介绍形式”，“不能算是科学，只能算知识”；“第二阶段是规律探索的阶段”，“史学工作到了这个阶段，就逐渐形成一门科学”；“第三阶段是要把科学工作同实际社会发展工作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还指出发展的前景是：“把这三个阶段的工作合为一体，吸收前两个阶段的成果，使第三阶段得到更好的发展基础，使我们这门学科成为利益更丰富的学科，能够同社会实践发生联系。”〔11〕白先生的“三个阶段”论体现了他的指导史学工作由浅入深、由低层次到高层次发展的理论思维，表明他的史学思想出现了新的飞跃。
    （一）探索史学发展的内部规律
    早在解放前十年左右，白先生即致力于寻找一条能贯穿史学发展的线，但总是找不到。所讲授的中国史学史课程，基本上只能说是按年代顺序讲解的史学要籍解题，停留在史学史研究的第一阶段。解放后，白先生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努力探索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过程，发掘其中“有规律性的东西”，把史学史研究工作从“模模糊糊地摸索出一点途径”的状况开拓为“第一阶段在进行，第二阶段已经开始了，第三阶段也在初步形成”〔12〕的大好局面。
    白先生在史学史问题上对丰富新史学理论所作出的极其重要的贡献，是80年代先后发表的5 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和《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此前，在60年代的《谈史学遗产》和《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等著作中曾阐述如下规律：“不同时期的历史著作总有它的不同特点”；“中国历史遇到一定显著变化之后，总有带总结性的历史名著出现”；“有按照一定历史条件考察问题的、具有朴素辩证法观点的历史观点，以与武断的非历史观点相对立”；特别是在五四以后“理论上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斗争，跟政治上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基本规律和为基本规律所支配的史料学、历史编写形式和历史文学三个“技术方面的发展规律”等。无疑，这些规律的揭示对史学史研究工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是对史学史理论建设的重要贡献，并表明要籍解题式的旧框框已被突破，研究工作开始迈入探索内部规律阶段。然而，80年代的史学史论著的思想内涵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更加丰富，这是白先生半个世纪对史学史研究的辛勤耕耘的硕果，也是中国史学史学科业已形成的标志。在这些论著中，白先生总结出“现在我们可以见到中国史学发展中有规律性的东西”，是历史理论、历史观点方面、史料学方面、史书编纂方面和文字表述方面。《答客问》先后以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为内容专题深入探讨史学自身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也在理论上进一步阐述这四个方面的规律。“四个方面”理论的新意在于：
    在历史观点方面，以前主要研究历史观和史学著作的关系，现在则从历史进程、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得失成败和民主思想内容等多方面地去分析对历史观点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产和物质生产者的历史”和“社会历史之辩证的发展及其规律性”三个历史理论问题，高度概括历史观点形成的规律及其理论根据。对于史学发展基本理论问题之一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研究更是深入一步。以前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有没有唯物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搞清楚。”〔13〕还认为：“在五四以前，我们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但并不是史学领域内根本没有唯物主义观点。”〔14〕问题提出来之后未及进一步探讨，就已进入动乱的年月了。后来经专题研究，产生了新的科学论断：“我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在中国史学领域里，是没有唯物主义的，在马克思主义建立以前，在国外的史学领域里，也是没有唯物主义的。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或在它建立以前，在中国和在中国以外的史学领域里，都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存在。”〔15〕白先生进一步以贾谊的《过秦论》和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为例，分别论述秦朝暴虐为人民所推翻和道德为物质条件所支配这两个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观点，指出：他们的论点“所起的作用不同， 而在中国史学观点的发展史上都有重的要意义”〔16〕。这不仅明确了唯物主义因素的存在， 而且强调了它们在史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还专设了“历史观点的初步形成”一章，论述先秦时期各家历史观点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无论内容或形式都令人为之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