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料学方面，以前主要介绍搜集、处理史料的优良传统，现在细分为理论、历史、分类和实用四个部分，强调史料性质的特点在于长久的生命力，并指出史料分类的重要性。
    在历史编纂学方面，以前谈及史书体裁的分类和发展，现在明确提出不仅要看到不同体裁的相互关系，看到它们的发展过程，还要把它们的发展提高到整个史学发展的总相中去考察。进而指出“史书的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途径。历史理论的运用，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现，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17〕又准确地分为史体和史例加以分析，揭示体例问题上内容和形式间的关系，要求妥善处理二者的矛盾，力争“方圆求备”。
    在历史文学方面，以前介绍《左传》以下作品的记述生动，能“寓论断于序事”，要从史学评论著作中研究关于历史文学的理论和经验。当时白先生对于那种“以空谈代替历史的风气表示不同意见”“只是潜意识地埋藏着”〔18〕，而现在在提倡学习象司马迁那样把历史的文字表述和高度的文字修养结合起来的同时，还直接指出：“就文字表述形式上说，论在史前也好，论在史后也好，于序事中寓论断也好，总不能离开历史事实而发空论。”〔19〕此外，历史文学又可分为性质不同的文学方面和史学方面，二者有区别又有联系。最后，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可总结六个字：准确、凝练、生动。
    白先生以上述“四个方面”理论全面阐述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为推进史学的整体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关于总结史学遗产问题，“四个方面”理论遂成为有生命力的东西，有待深入挖掘。他说：“我开始有点觉得，遗产中有些东西还是有生命力的，有时还感到它在那儿跳跃。”〔20〕“我现在认为，从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史书编纂和历史文学四个方面论述史学遗产问题，还有许多东西可以挖掘出来，供我们参考的。”“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赋予它们以新的生命力，使它们为我们的新史学提供营养。”〔21〕“四个方面”理论也是史学概论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1983年出版的《史学概论》专设四章予以论述。《史学史研究》杂志以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为研究对象，办成对史学史学科具有指导性的刊物。
    （二）探索史学发展的外部规律
    白先生在研究史学发展中的自身规律的同时，还努力探索史学的社会作用、效能，即外部规律问题。他认为，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视社会影响的优良传统。在史学漫谈中就曾指出史学工作的社会作用的研究的重要性，如朱熹编《通鉴纲目》要以史书作为封建伦理教科书，还有杜佑的《通典》注意历史变革对于封建政治的经验教训等，对研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有直接的意义。进入80年代，白先生一方面“感到形势很好”，但同时又发现，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在社会上不受重视，即出现“史学危机”问题。显然，充分利用大好形势深入研究史学的社会作用问题，不仅是史学史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时代的急切需要。
    为此，白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专门论述了“史学的时代特点及其社会影响”，指出“要把史学发展放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总相中去考察”，才能搞得清楚。更重要的是，他把研究工作提高到“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史学对于社会的反作用的问题”去认识，这在史学漫谈时期是达不到的，表明白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历史问题的水平明显提高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主要涉及史学的自身规律，而史学对社会的反作用问题则要求研究史学的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史学家是否重视历史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根据这一要求，白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叙篇”中用两章篇幅论述中国史学史七个时期史学所反映的时代特点及其社会影响，并以“第一篇先秦时期”开始详细的阐述，最后又增辟“历史知识的运用”一章，成功地完成了揭示史学发展中外部规律的工作。
    在探索史学发展所反映的时代特点时，白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理论，通过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总相中对史学发展的考察和分析，找出能够影响史学发展速度和方向的五种基本因素，即物质条件、民族关系、阶级关系、政治形势和中外关系，其中最突出的是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这五个基本因素不仅是影响史学的发展和在发展中集中反映的时代的特点，而且是解释和解决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主要条件。
    （1）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这是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也是涉及史学发展外部规律的问题。白先生在史学漫谈中已经论及历史教育中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方面，但尚未从史学工作角度探讨历史教育问题，因此他谦虚地说：长期以来，“没有自觉地把这个工作跟现实联系起来”，直到最近几年才意识到“应该把史学工作跟教育工作联系起来”〔22〕。80年代初，他多次发表讲话，论述了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意义和任务，强调：历史讲人与人的关系，最主要的是阶级关系，还有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等，要自觉地把这些关系摆在一定历史时期去考察，正确认识对时代担负的历史任务，以培养历史感、时代感；要从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去理解历史，从这一关系发展中研究规律，以推动物质建设；讲历史是要全面阐述民族关系，以利于民族团结、建设祖国；我国有根据时代要求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的传统，今天这样做，是为了增加政治信心，更好地解释现在，观察未来，关心国家的命运，历史的前途。
    （2）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 这是长期争论的历史研究问题之一。1959年，白先生在《历史教学上的古与今》一文中就曾指出：“这些问题的适当解决是有利于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的，但我们还没有都作出适当的结论。”〔23〕70年代末，他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将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四个阶段。接着又在《中国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和《中国通史纲要》中，正式划分为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和明清四个时期，提出了关于封建社会历史分期的方法和标准的看法。后来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一文中，明确指出“社会分期总的标志，应该从社会变化的总相去考察”〔24〕。近年在《中国通史》（导论）第4 章“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中，又提出多种生产关系并存及一种生产关系占支配地位的论点，使历史分期的见解更趋完善。根据白先生的见解，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的标准可归纳为五个方面：1.阶级关系中，以不同的统治阶级作为主要的标志。占有相当支配地位的地主阶级实行封建等级所有制，剥削依附身分的农民；2.社会生产力中劳动力的增强、生产技术的传播及地区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等，都是分期的重要标志；3.“封建社会向前发展有好几个标志，最大的一个标志是民族关系问题”〔25〕。历史上民族关系虽有矛盾斗争，但出现了四次融合，民族杂居地区趋于封建化，反映出阶段性的特点；4.农民起义的要求不断变化，从人身的生存权、人身与财产并重、身分与财产带民族斗争色彩，发展到仅争取财产权，具有时代特点，也反映了封建束缚趋向较多解除的过程； 5.中外关系逐渐加强，至明清逆转。 这五个方面综合了历史的全貌的时代的特点，有助于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的主要依据。
    （3）中国史学史分期。这是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虽然已有多家探索，但白先生认为“还很难提出一个可信服的分期主张”〔26〕。经长期对中国社会史特点和史学自身发展特点的研究，他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集中反映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叙篇”的两章中。他把中国史学史分为七个时期，这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总相中考察史学发展所探索出来的结晶。七个时期中除先秦时期和近代前期、近代后期外，四个时期的划分法跟封建社会的四个时期的相同，可以看出史学史分期的标志同社会史分期的标志是有紧密关系的。史学所反映的五个时代特点特别是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既在社会分期方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又是划分史学史发展时期的重要条件。而宋元时期三个阶段的划分，则是根据史学思想的发展这一因素，因为从史学思想上可以看出阶段性的发展。上述表明，白先生科学地解决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为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的顺利解决打开了方便之门。
    史学发展规律的充分揭示和深入研究，使中国史学史逐步建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探索发展规律的过程中，白先生也注意把科学工作同实际社会发展工作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既把历代的史著同具体问题联系起来探索，以发现直接或间接影响历史上发展的问题，作为阶段性的工作规模也在初步形成。从时间上说，介绍史著、探索规律、联系社会实践的三个阶段是交叉的。史学漫谈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入史学史研究，而史学史研究则是没有止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