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新史学的展望
历史学,做为人类认识自身、认识社会、认识自然的最古老的一门学科,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里曾经出现过几度辉煌。如今,历史又运行到了一个世纪的交汇点--21世纪即将到来。对于中国的历史学来说,这个时代的交汇点,既有激发活力的机遇,又有超越危机的挑战。如何利用时代提供的机遇,迎接历史学的新挑战,是史学研究面临的重大课题。为此,本刊邀请部分专家、学者撰文,就历史学的过去进行认真的回顾,对历史学的未来进行前瞻性探讨,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谈新时代与新史学 新时代,指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即将跨入21世纪新的挑战时代。新时代为史学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难逢的机遇。我想就如何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新史学,讲点自我的认识和看法。 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要有符合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结合学科的历史实际构思新的理论思维和体系。我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已进入改革、开放和即将进入21世纪全人类大进步的时代,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对此做出认真的思考和抉择。史学的发展从来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和再创造,不能由于对时代认识不足,把史学难逢的发展机遇,视为史学危机。虽然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中史学研究有空前的发展,但至今对建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新史学这一重大问题却仍然处于沉默之中。建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新史学,关键在于思想认识要有新的转变,并付诸史学实践中去。 第一,要认真认识当代的社会,认真领会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强化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意识。要掌握中国历史的最大实际和特点,即统一的多民族的“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的政体结构的国家,提出学科研究的主思想来,用它来结构和研究中国的过去,并展示未来社会和世界的美好前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新史学的理论思维、结构和体系建树的基准。 第二,建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新史学,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有新的转变,要清楚认识今天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改革和走向繁荣的新时代,主要是维护已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向前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要从与敌人对抗中转变为维护社会的统一、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统一上来。史学理论思维是由哲学上的统一、社会的统一和国家的统一结构而成的,因此在当前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观也就至为重要。我们今天的“时中”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时中”。因此提出的政策是长治久安,维护矛盾着的事物统一和稳定。我们的方法论是在量与质的辩证思维中把握自我调整、平衡、和谐,发挥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求同存异,维护统一,独立自主,不受外来干预。要讲三点论和三段式,也就是多点论和多段论,不搞法家的绝对论,也不搞道家的相对论,也不是儒家的唯心主义辩证方法论中的“时中”,而是社会主义时代辩证唯物主义的辩证观。这种辩证观是有原则的,有是非的,不是无原则的调和。 第三,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格局朝着全新发展,“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的内容与结构的模式也不同于过去的任何时代,这就要史学适时的开创史学新结构和新体系,要用新时代的思维、民族、区域和制度格局它,不能再用旧的名称与内容格局它。 新史学的建树是多方面的,如果能实现以上三个方面的转变,我认为就有了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史学。 二、新时代的新史学繁荣在于多学派。学派从学科的研究中产生,指在学科中有系统的主张和见解而形成的不同流派。在我国历史上由于学术所宗不同,主张和见解有异,乃至地域性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学派。学派多出是文化繁荣的标识,智力深化的结晶。只有多学派才会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会有批评出新和综合独创;才会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创新;才会有各学派的一代大师出现。学派的流传性和影响较为深远,从学者亦多。从来学派都是兼容发展的,王通对董仲舒神学体系进行批判,在思想上“援佛入儒”,实际上也“援道入儒”。王通把“道”提高到“天帝”之上,就原之于庄子。有了王通才有后来的理学和北方实用经学的发展,才有金、元之际元好问的全国同为“中州一体”的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可以与来之于不同之源的金石学派、考据学派以及当代有利于人类进步的学派并存。对人类文化研究能从不同角度作出贡献,只要各学派取得对统一国家根本利益共识,有着相同的爱国、爱民族的共同愿望,都会在学术研究中发挥专长。新的时代是培养人才的时代,各种人才以及年龄档次不同的人才都会大量涌现。在新时代的大进步中,神童要多,新秀要多,奇才要多,同样的积一生而晚成大器者也要多。21世纪的学术界应当诸峰争秀,蔚然而钟为社会主义一代文化的新风。 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史学应当是开发的、开扩的、不断创新的新史学。在这里我想讲与之有关的三个问题: 第一,开发离不开人才,也就是能创新和奉献的人才。巴尔扎克曾说过这样的话:“第一个用花形容姑娘的是奇才,第二个再来形容的是庸才,第三个就只能叫蠢才”。第一种人才不会是多数,第二种人才可能要多,而第三种人才是人们所不希望的。学科研究要有更多的能首次发现新问题和创新的人才。《文心雕龙》中有这样的话:“有饱学而才馁,有大富而学贫”。这是警惕治学问不要做“饱学”、“大富”,要集诸精华,精炼清出,富于创新。这样的人才就能担起史学开发的重任。 第二,学科开发要有所选择,要有窗口和突破力,即在学科的整体和个体中选薄弱环节、无人区和学科间的交界处开发,变薄弱为先进,变无人区为人烟区。恩格斯说:“科学在两门学科的交界处是最有前途的”。这里是新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产生的地方。史学在研究改变薄弱和无人区落后状态的同时,也要开发新学科。 第三,学科的发展要有好的环境氛围,要不断地治理和排除在学术发展中所遇到的污泥浊水和干扰。我了解的情况甚少,但感受有之,如学阀、门户之见和徇私情不能说已无。学阀,是学术界的强权者,凭借已取得的知识和权力压制年轻人的进步,知识垄断,不许学生有不同于己的见解,不许年轻人和同行超过他,用自己手中的地位和权势寻机找种种借口给予压制。门户之见和徇私情在学术活动中亦有。这都不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就某种意义讲是学术发展的阻力。在我国古代大学者很多,但也多有身居要位,而以提携后进,奖励后学为己任者。社会主义是要不分地位高低、学问大小、人人平等,有了这个基础才能有师生、前贤与后贤之间的尊爱。要老中青结合,共求进步,前贤让后贤,在漫长的征途中共同促进社会主义学术兴盛与繁荣。 我致力于史学虽积四十余载,旧不成,新不就。所言纯属个人之所想,难以合时要。理解不当或错误之处,尚乞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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