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跨世纪选向
    近20年来的历史研究，与前期相比，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极少有传世之作；与现实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反差，陷入进退维谷之中；与未来要求相比，它是反向运行，愈加速离时代临界点愈远。面对21世纪中期前后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设计前景，我们的史学研究应该从现在起推进其战略变位，积极而慎重地探索优化的学科选向。
    当前，人们对史学研究状态的看法，自然是多有歧见。但是，其分野的关键，主要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面对信息社会的尖锐挑战，人们势必寻求当代科学思维方式。时间增值促成立足未来的思维方式，空间贬值形成了系统思维方式，知识更新加快推动探索立体思维方式。与此息息相关的是，作为动态系统的思维活动，应倡导开放性的思维方式；也要谋求思维手段的现代化，探索新的思维方法。
    面对跨世纪的挑战，依循当代科学思维方式，我们历史研究的优化取向，应该是专业性、社会性与应用性的有机合成。专业性是指学科的继承与发展，开掘学科发展的深度，以升华文明的火距。社会性是指提高全国公众的人文素质，拓展历史纵深社会的广度，以扩展文明的大众化星火。应用性是指以研究咨询参与决策，张驰历史智能与现实的结合度，以强化文明动力的燃点。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专业性研究，就没有文明的延续；没有社会性的渗透，就没有公众的支撑；没有应用性的参与，就没有时代的需要。也就是说，史学研究没有专业性、社会性与应用性的合成，就没有生的权力，或者说，就是自绝于社会。在当代世界，纵然有25种市场经济模式，一般地说，凡是市场机制运行比较规范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是专业性、社会性与应用性的合一。我国处于从计划机制向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转轨期，历史研究因此必须与其相适应，寻求优化的选向。
    与历史研究的跨世纪选向相比，我们当前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是与当代世界先导性潮流作反向运行，它在多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
    如果说大千世界史学走势是专业性、社会性与应用性的有机合成，那么我们在实际上多是把社会性与应用性抛在一边，而在专业性上也多有残缺。诸如在研究课题上是“窄而小”；在思维上是“僵而拙”；在态势上是“旧而杂”。三者凝为一体令史学研究与队伍物化为“冷而穷”。事实上，我国世界史著名专家，在中国史领域研究的成果甚至也达到了中国史教授水准。我国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其所撰《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所征引文献共17种文字。与陈先生相比，陈先生的晚辈，及其晚辈的晚辈，在通才达识的参照系上，愈来愈窄，每况剧落，以至今日沦入死胡同的境地。笔者曾听某些院校历史系学生说，他们所学的中国古代史，宛如走马灯似的换老师，以至学生记不住老师的名字。据悉，那里把中国古代史切割成那么多段，也未见其中的研究者成为史学大家。笔者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发现，那里历史系一位执教中国史的教授，他从远古一直讲到国史。其国史的主要参考书（类似我国的教材）达12卷。其容量与中文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相当。这位教授的科研方向是明史，其“大明律”研究水准，据中国明史专家评论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同时，他还是多家公司的顾问，笔者还经历了他为美国一家对中国粮食贸易公司的一次咨询过程。
    中国有句古训叫“通才达识”。求实地说，我们当前的史学研究态势，甚至与“通才达识”反其道而行之。既与历史荣光背道而驰，又与当代世界先导走向运行反向，其走向只能是撞入死胡同。
    我国史学研究队伍的势能也多有反向运行之态。在某些青年学者看来，某些老专家是“旧而僵”；而在某些老专家看来，某些青年专家是“新而杂”。某些老专家严谨治学，一篇有价值的论文通常用一年左右的功夫；而个别的青年学者在一年时间内，居然能出版三、五本专“著”。透过如此巨大的反差，其中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是，我们的史学队伍较少凝聚成老中青的有序合力，甚至某种学派也难以衍生与发展。姑且不究其成因，但在另外一个天地的景象却令国人好生审视。国际一项统计表明，在人类不朽的巨著中，有66%的作品是在其60岁以后所著的。一般人才发现规律表明，人们可在5岁上下的年龄中去选可能有培养价值的芭蕾舞演员，而看一个人能否成为历史学家约在30多岁时才似可看清。在对世界4000多个学科的选才统计中，唯独历史学科是“大器晚成”。
    在专业属性上，历史学科具有大器晚成的特征。相对不朽著作，这里多是“未老先退”；相对于世界人才选优律，这里又出现“超前早成”之势。前者似有“一切作古”之态，后者似有“另起炉灶”之势。形象地表述是，学术的老中青梯队宛如三级火箭，一级火箭尚未达到高燃点之时断火，受到重创的二级火箭不及推进时，抢先引爆了在发射现场赶制的三级火箭。从流体力学角度看，三级火箭如此无序运行，其整体势能势必在无序中呈反向之势。
    信息社会先导潮流效应下的科学结构位移，迫切要求研究方法取向的优化。而研究方法的演进，既不能固守全部传统，也不要全盘西化，而重在求索现代化，既着力于在实质上创新，又能在升华中顺应本民族文化的精华。在这一重要方面，我们的领域又从不同的方向上作反向运行。
    我国传统治学之道，重在详尽占有资料，简言之是求全“面”。信息雪崩式地剧增，任何人也不可能求得全面资料。据国际有关统计，在全世界4027门学科中，平均每位专业人员一生仅能阅读其专业文献的5%。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资料处理正处于相对反向的运转态势，即资料处理的重心，由全“面”转向捕寻关键之“点”。据统计，从文字载体量计算，世界新图书的新内容平均不超过其总量的11%。这一走势要求我们的工作宜走向捕寻关键之点，求得以少之质，胜过求全之效。然而，在新形势面前，某些人并非乘势而进。一个极端的例证是，某领域的一号专家固守传统，积一生之力寻觅一课题的资料，仅笔记与卡片的文字即逾360万。但是，这位首席专家的资料不“全”之感却与日俱增，以至他走进历史，也未曾为这部大作写上一个字。与其反其道而行之的是另一个极端的例子，笔者闻知某大学一位青年教师在一年内竟然出版了7本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