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是现代史学的灵魂
    20世纪是历史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巨大发展的历史时代。在这个世纪中，一方面，人们的历史视界急剧地扩大了，另一方面，先进的史家们更已掌握和运用了愈来愈多的比较科学和合理的理论与方法，从而使他们的史论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使史学发生了从印象主义的经验史学到理性主义的科学史学的重大转变。在这场深刻的史学革命中，20世纪的中国史学，同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特别是自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传入中国史学界以后，一种以史论为灵魂的新史学--中国的现代史学，更已愈益成为了本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强势潮流；这同20世纪世界史学革命的基本方向，无疑是完全一致的。
    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史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相当幼稚的；中国的现代史论的发展，依然是举步维艰的。特别是，在国人对于从史实出发的真正的史论（如《顾准文集》中的那种史论）缺乏应有的了解的情况下，那种用理论来裁剪、以至歪曲历史的所谓“史论”--地地道道的伪史论的长期盛行，更是极大地败坏了史论的一般声誉，以致许多人误以为，史论是空泛、浅薄和易变的，并不是真功夫与真学问，只有史料研究与微观研究才是真功夫和真学问。于是，片面强调和热衷于单纯的史料研究、微观研究的学术风气，再度成为了史学界的一种“新潮”，“回到乾嘉去”重新成为了某些人的口号与行动指南，以至最近有人干脆提出，史学只有一个职能，这就是“讲故事”！
    我个人并不否认史料研究与微观研究的重要性；我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也对此十分重视，并认为它是整个历史研究的真正基础。但在我看来，现代史学的真正灵魂并不在这里；现代史学的真正灵魂实际是在于科学的史论，特别是在于科学的宏观史论。
    这是因为，第一，科学的实质，就在于科学理性的应用，而科学理性应用的集中表现，便在于科学的“论”即科学学说的提出上面。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关键便在于这种“论”的存在。由此，“论”便不能不成为了一切科学的灵魂之所在。因此，我们看到，达尔文之所以是作为生物学家的达尔文，并不在于他搜集了大批的生物学的经验材料，而正是在于他提出了自己的生物进化“论”。同样地，摩尔根在原始部落中生活了许多年，也搜集了大批的经验材料，但他如果不能由此提出自己的原始社会理论，他也决不会成为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家的摩尔根。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文化人类学家们发现，处于采集狩猎阶段的“野蛮人”有关动植物的经验知识是极其丰富和精细的，其所达到的程度，只有现代的动植物学家才能与之相媲美。然而，若以真正的科学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却决不能说他们个个都是动植物学家，我们只能说，由于野蛮人都未能提出关于动植物的理论学说，所以他们个个都不是动植物学家！……
    现代的历史学，至少首先是一门科学。由此，现代历史学的灵魂，也就不能不是科学的史论，特别是科学的宏观史论。现代历史学与古代历史学的区别，实质上主要就在这里。现代历史学的核心，也因此而正在于科学的理解史学，而决不在于古代式的描述史学。因此，所谓“回到乾嘉去”，无疑完全是一种历史的谬误与倒退。因为，它实际是要求现代史学仍然停滞在古代史科学的水平上，甚至无异于要求现代史学倒退到野蛮人观察动植物和讲故事的水平上去。它根本不明白，历史学的研究工作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也是不能单靠搜集和罗列事实来进行的；历史学如果不能提供合理的分类、不断提高的理解力和深入系统的史论以取代简单的、杂乱的而且实际上是无限的堆砌物的话，它便没有权利在严肃的知识形态和科学世界中争得一席地位；历史学如果抛却了理性的分析与透视，抛却了深入系统的科学的史论，它便不可能通过努力重组历史的残篇断片来为“一堆遗体”恢复生命，而只能使这种理想成为一种不切实际的错误幻想。它是那样地崇尚微观研究，鄙视宏观研究，岂不知，离开了宏观的所谓微观研究，实际不过是在迂腐地追逐细枝末节，也是根本缺乏历史的洞察力的一种表现。它竭力以微观研究来规避“动荡不安的宏观空论”，却又常常在自觉、不自觉地为旧的不合理的史论体系做着脚注。它鄙视着历史哲学与历史理论，却不过是在不自觉地捍卫着早已陈旧过时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理论。它试图摆脱“理论的偏见”，却又经常陷于“常识的偏见”。它寻求历史研究中的绝对的客观性，却不知道“绝对的客观性”不过是一种乌托邦，不知道只有借助于较为正确的理论与方法、借助于科学的宏观史论，我们才能达到更大的客观性与精确性。它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微观研究视为“最客观的”，岂不知无视森林的客观存在恰恰是最大的主观性。它只是热衷于探求个别的、特殊的事物，却不知道，如果离开了对于宏观的、规律性的东西的探求，则我们越是探求特殊性当中的“无穷无尽的意义”，特殊性当中的一切就越是显得毫无意义。它试图以微观研究来寻求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永恒性，却常常不过是追逐到了永恒的无意义。它自以为以微观研究为基础的历史叙述也将是永恒的，却不知道从不同的角度处理现有的历史资料无疑完全可能改写我们现在所作的历史描述，而且时代与认识的发展也必然要求人们这样做。它抛却了宏观的、理论的研究与思考，因而也就丧失了从新的基本视角、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展开新的微观研究的机会与能力，而只能继续从事旧式的微观研究。它把扎实的史料研究、微观研究视为了唯一科学的历史研究，岂不知这实际只是整个科学的历史研究的基础部分。它宣称宏观的史论研究是浅薄、空泛、轻而易举和“不值钱”的，却根本不了解以坚实的微观研究为基础的严肃的宏观史论究竟是什么，根本不了解这种宏观研究如果没有相当的理论修养、长期的艰苦努力和较高的智慧也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有些人掌握了大量的史料，甚至是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却不能由此提出自己的历史学说，就是明证）。它把自己所独钟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微观研究奉为科学的历史研究的标准的理想状态，因而也就可悲地失掉了人类一切思想的更崇高的目标。它自以为抓住了科学的历史学的真谛与灵魂，但如上所述，却完全失掉了现代历史学的科学理性主义的灵魂，因而与现代历史学的基本发展方向，无疑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当然，我们这样来讲，决不含有任何贬低史料研究与微观研究的意思。因为，事情很清楚，这种研究无疑地是整个历史研究中绝对不可缺少的基础性研究，因而也就是任何真正的而不是空泛的科学史论赖以提出、修正与发展的真正基础。正因此，我对于那些富有意义、并卓有成效的微观研究--那往往是很专门化、很深奥、很艰苦的研究工作，一向抱有高度的敬意。我甚至认为，如果一个人在宏观领域里几乎只有一点“炒冷饭”之类的本事的话，那他还不如在真正的高明者的指点下去从事一些扎实的、富有意义的史料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工作。然而，在目前的情势下，我们尤应强调的却不是这一点，而是彻底实现从古代史学观到现代史学观的历史转变，彻底抛弃以“新乾嘉学派”为代表的忽视、贬低、以至否定史论的价值的旧的史学观，充分确立“以史料为基础，以史论为灵魂”或“以微观为基础，以宏观为灵魂”的现代的史学观。我们过去曾经忽视了史学的基础性研究，忽视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因而一度空论泛滥；我们决不可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因而又失落了现代史学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