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不代表一般，但它能从极端的角度敞开问题的尖锐性。上述两个方面的极端，至少还有某种内在联系，即“物极必反”；两者从不同方位上对科学研究方法作了反向运行。
    从表象看来，我国史学领域多有“混杂”，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断层”现象等。但是，以大历史跨度和宽广的战略视野透视其实质，所谓“混杂”，其表象掩映下的是在引发创新的活力；所谓“断层”，更多的是在构造从此岸向彼岸实施“惊险地一跳”的“起跳板”。我国史学通过漫长地活力积聚，必将构造出新世纪的运行机制。而它的良性起点，就是探索历史学科的优化选向。
    历史学科优化选向是要在漫长征途中渐次推进的。历史学科在一个国家的方位是由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界定的。美国从事历史教学与科研人员，约占其整个国际问题学者的25%；其次是政治学、语言和文学，各占其20%；经济学占11%，社会学占5%。而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史学在诸学科中的地位是极其寒微的。我们在界定这一基础性前提下，也该认定，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严重滞后将受到21世纪的巨大惩罚。因此，有魄力、有远见的人们也宜有所作为地展开巨大的内在力量，因势利导地推进人文社会科学大业。广大公众也该认识到，人世间的公众素质与人文素质是不能进口的，而这些又是市场经济展开势能的无形的强大能源。当然，作为历史学科与历史学家更不能自绝于社会，不能坐待社会的拥抱。有鉴于此，在史学领域，长者也宜走进社会，少者也该走进书房，老少携手共进，互激互励；中年学者尽展承上启下之能，为繁荣我国史学继续奉献历史命运注定的最大智能。
    笔者在1984年和1992年发表的研究咨询报告中解析出，面对21世纪初期，世界各领域都将面临杰出人才日趋贫乏、信念强度渐次疲软和平庸因素无序扩张等险情。与杰出领导人贫乏相比，短缺杰出自然科学家则显得更为突出，“教授荒”将席卷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造成杰出人才贫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一世纪之交恰逢杰出人才的世界性“低谷区”。其次，从世界科学发展角度观察，科学发展前锋受阻，必将导致智力的横向转移，或者是学科“回采”；目前处于新学科、新体系的孕育期，一时难以推出杰出的人才群。第三，主要来自长期的“教育危机”。教育非但没有“超前20年”，反而大幅度滞后；“智能愈高愈贫穷”已成为世界通病。
    在全世界处于新旧世纪困难期之时，史学工作者在经济社会不发达国家献身于事业，必须高强度地展开“意志自由”的战略张力，并在“轻度贫穷”中磨练事业超越生命的意志强度。思维活力是人才要素的核心。老中青学者宜全力地构建思维的空间塔楼，精心地运行思维的立体系统，宛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头脑中建筑房屋，以闪射史诗般的视角，物化工匠般的技艺。信念是统领智能到位的核心要素。以恩格斯所倡导的“意志自由”来总揽我们的创新研究，为史学研究赢得一个全新的境界。
    史学研究的社会性，它既是学科深扎于国家的母体之中，求得永生的源泉，也是升华大众的人文素质，获得国家腾飞的巨大能源。在发达国家里，一流专家写通俗读物，王牌教授编专著索引，把历史精雕细刻、点点滴滴地输导给社会，传输给公众，这是全方位的社会性追求。史学研究的应用性是把图书资料解析成绝密情报，这是奉献国家、贡献事业的特殊智能加工的流程，也是历史走出历史、历史参与现实、历史助推未来的科学实践。史学研究的社会性与应用性也是高层次的科学研究，更是专业性研究升层次的实践支点。我国某些大学和科研机构，在这一方面的探索及其进展已拉开了史学优化选向的序幕，而让它走向21世纪学术舞台的中心，还要中经漫长的征程。
    历史学：在遥远的历史与鲜活的现实之间
    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衣、食、住、行方面的显著变化，世所瞩目之外，中国最明显的变化还是发生在人的精神面貌上，甚至可以说是发生在中国人的气质上。中国人越来越挺胸抬头地走路了。中国人的脸上少了木然和呆板，多了生机和欲求。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变得越来越有魅力了。对比一下改革开放初期和现在的影视作品，你会发现那是两个时代的缩影，不管其内容涉今还是论古。从1984年洛杉矶、1988年汉城、1992年巴塞罗纳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入场的境头之上，你也会找到时代前进的标记。中国的体育健儿少了拘谨，多了洒脱。即使你观察的是连续参加两届或三届奥运会的同一位运动员，你也会发现他（她）越来越不象以前的他（她）了。你至少会发现他（她）在众目睽睽之下，多了坦然，少了羞怯。实际上，只要你把自己或亲朋好友改革开放之前或初期的照片翻出来品味一下，你也会发现作为中国人的你或你们有多大的变化。尽管岁月不会让你显得年轻，但你或你们倒会变得更象一个男人或女人。旧时照片上的你可能是一个面有菜色的“套中人”，现实照片上的你可能红光满面，一副既很满意，又不知足的样子。
    当然，最根本的变化还是发生在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变了，中国人的行为准则也变了。中国人开始吝惜时间，中国人开始讲究效率；中国人开始公开坦然地追求私人利益，中国人开始疯狂地急功近利。蓝灰色的世界没有了，木然的人群消失了。代之而起的五彩缤纷，是八仙过海，……
    这是一个变化的中国，这是一个新鲜而富有生机的现实--鲜活的现实。
    二
    在这样一个变化着的中国，在这样一个鲜活的时代，却有一群人似乎被冷落于社会的主流之外。他们遭冷落的原因非常简单：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他们所研究的学问似乎与人们急于要在其中获利的市场经济无关。既然他们不能给别人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财富，他们那些学问存在的前提也就让人产生了怀疑。这群人就是那些以文史哲等人文科学的教育和研究的职业的人，其中以史学工作者的处境更为艰难。写出来的书难以出版，因为不能给出版社创利；培养出来的学生难以被用人单位接受，因为“学历史的在我们那儿没用”。许多中青年史学工作者找机会逃离了史学队伍，尽管是降格以求，但由于马上就有了一个物质上的极大改善，内心就得到了平衡和满足。尽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界也曾一度繁荣，尽管中国史学经过其从业者的艰苦努力，无论是在新的理论体系的构建还是在新的方法论的引进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果，尽管史学家也在反省自己，努力向社会靠拢，但史学仍难以从诸种因素中解脱出来。
    普遍认为，史学及整个人文学科的遭遇，是社会转型、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的结果。转型难免促成急功近利，建立市场经济的需要又使经济学和法学取代了历史学和哲学昔日的地位，成为新时代的“显学”。史学等人文学科由于不能晓人以发财之道，又不具备能够直接制造利润的可操作性，被社会冷漠也就成为自然之事了。也有人对当今的史学及其他人文科学提出批评。认为这些学科体系陈旧，方法落后，观点僵化，远离社会现实，因而被现实所冷落。只要这些学科经过认真改造，贴近生活，是可以被现实所接纳的。
    笔者也曾持类似看法，并曾在有关论文里谈到。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是相当幼稚的。因为当今社会对史学已不再仅仅是“冷漠”，而实质是“拒绝”。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急剧转轨的当今社会，由于现实生活的瞬息万变、斑驳陆离，造成了今天和昨天的巨大差别与断然分离。历史对于现今的中国人似乎更为遥远，面对这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面对在自己眼前突然涌现出来的现代文明的种种刺激，人们已无需用以往的经历来判定现实的事务（以往的经历中也没有现在所能看到的新事务）。在许多人看来，以往的经历和现今的生活并没有内在的联系。尤其在现实的“富裕”和“自由”与过去的“贫穷”与“束缚”形成鲜明对照之时，人们就更加迫不急待地力图摆脱历史传统对自己的约束，并希求在割断自己与过去联系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新人，一个“现代人”，一个获得了个体人格“独立”的人。这种心态或许推动一批人丢掉包袱，成为新时代的开拓者、改革家；但在另一方面，也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人们私欲的膨胀和世界观的转变，成为世风败坏的心理基础。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历史和历史学自然是无用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似乎就成了当今社会多余的学问和人物了。可见，从根本上讲，人们对历史学的冷漠实际上也是对历史的冷漠，是想通过割断自己过去与现在联系的途径来落得一种解脱，获得一种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