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唯物史观一经引进，中国历史就完全呈现了另一副面貌。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史清理的结果，至少使以下四个问题在解释上发生了巨变，它们是：1、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2、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3、历史的创造者问题；4、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论述，中国史学工作者也在中国历史上“找出”了依次更迭的“五大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但研究中发现，在中国经济政治史当中，奴隶制与封建制的界线异常含混，西周、战国、秦统一、魏晋等无数个封建说及其纷争颉颃，至少反映了两个难以讲清楚的问题：一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到底有没有和后来的农业革命、城市革命以及产业革命相类似的显示生产力向一个新阶段发展的明显标志？如果没有，奴隶制和封建制这两大社会形态该依何划分？而与之相连带的第二个问题是，既然这两大形态无法划分，那么社会中人们的阶级属性该依何而定？由于这个问题无法解决，中国史学界在该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则普遍呈现出欲将生产方式更迭次数尽力减少的倾向。我们看到，无论是通过批判斯大林的“五形态”以肯定马克思的“四形态”的观点，还是以“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为由而提出的“三形态”理论，都不自觉地道出了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无法找到那么多回如此井然有序而又阵线分明的“对抗”现象这一研究者们的共同困惑。当听到“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国内知名学者最后竟发出“亚细亚生产方式--一个不成其问题的问题”之自我否定宣言时，这种困惑，更染上了一抹虚无。
    唯物史观所提供的历史发展动力说，是阶级斗争。当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构成了严重障碍时，阶级斗争便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的和“真正”的动力。其中仿佛具有的一种必然联系是：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表现为阶级斗争。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也只有借助于这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才能实现。于是，只要是农民战争，便都成了代表历史前进的进步行为，一部中国史，也被写成了农民战争的前因和后果--成为“人民战争史”。至于农民战争本身所带来的严重破坏和起义军首领都要做皇帝这一事实，却每每忽略不计。而自从革命被认为是解决历史僵局的唯一有效途径以来，非暴力、不革命的“改良”，便被披上了名。对号入座，“辛亥革命”自然伟大，而“戊戌变法”便当然可咒了。其实，所谓改良的不彻底和革命的彻底性，就根本意义上来说，每每是互易其位的。我们看到，作为改良运动的“戊戌变法”在谈及变革时弊时，言必称“两千年来”如何如何：而以暴力冲突为形式的“辛亥革命”，却只是说“二百年来”如何如何。西方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对改良（或称改革）和革命有着与唯物史观截然相反的看法。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他认为，“改革就是以较大程度的社会、经济或政治平等为目标，扩大社会和行政参与的一场变化”，“革命者的目标在于将政治两极化、戏剧化，并把政治问题简单明确地归为‘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两类。革命者试图加深裂隙，而改革者必须尽力化解裂隙”，“革命者必须把各种社会力量一分为二，改革者必须能操纵这些力量”。其对“革命”理论之认识论根据的揭示准确得令人吃惊。
    历史唯物主义在谈到历史的创造者问题时，创造了一个“人民”的概念，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而作为人民群众之主体的，是劳动人民，是一切体力劳动者以及和体力劳动者相近的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这样一来，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学而优则仕”的知识分子、有产的思想家和文化传播者，便统统被逐出了历史的创造者之外。他们的长期被批判，使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亦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于是，对于见称为“人民”者，多著以朱赤；而对其余的人，则墨黑视之。以孔子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古代文化名流之所以被强行打入另册，他们所创造的几乎代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全部的精神财富之所以被弃之无遗，原因即在于此。这种对历史人物以极其简单的方式戏剧性地两极化的分断行为，实源于简单而戏剧化的分断评价模式，即：凡是被剥削被统治者，都是进步的；而剥削者统治者乃至精神贵族，便都进入了反动势力的范畴。陈胜、洪秀全的“红”与刘邦、朱元璋的“黑”，就根本而言，亦著色于此。
    正如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在于认识论一样，广义的中国认识论史--中国哲学思想史，亦自然被作为根本的变化对象而受到了更加彻底的洗礼。在“思维和存在”这一基本对立原则的比照下，中国哲学思想史也被重新解释成一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可知论和不可知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史。为了更直接地将这种分断运用于经济政治史研究，具有唯物论、可知论、辩证法倾向的哲学思想家，一般被划为进步派别，而他们的对立面，便天然地具有了反动属性。依此，“儒法斗争史”的出现，则自应被目为当然才是。在中国古代哲学界，由于“天人合一”原则被一贯始终，因此，在从中寻找依斗争哲学而划分出来的井然有序、阵线分明的两大敌对派别时，往往要发生很大困难。一向被称为唯心主义者的老子，其思想中，却每每闪烁出唯物主义的“光辉”，因为他讲“有无相生”；而几乎被人们视为当然的唯物主义者的王充，却有着那么深的命定论思想……对于那些同被视为唯心主义者，又因其程度有别而很难划归一类的哲学思想家，我国学者则强分之以“客观唯心论者”和“主观唯心论者”。老子庄子然，孔子孟子然，朱子和阳明子亦然。某些国外学者的挑剔，却也道出了这种强行分断的艰难。日本人加地伸行说：“在中国，有一个随意使用概念的倾向，如大体习惯于把‘客观的’一词当成唯物论的意思来使用，自然，‘主观的’也就成为‘唯心论’的同义语了。可这样，当说到中国人创造的‘客观唯心论’一词时，便产生了‘唯物论的唯心论’这一奇特的意义。尤其是他们所讲的‘主观唯心论’，实际上已成为近乎同义反复的‘唯心论的唯心论’了。”（《何谓儒教》〔日文版〕第195页，中公新书1990年版）中国传统哲学的“合一”基调，使唯物与唯心、可知与不可知、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等西方近代哲学中矛盾的两极在中国落起脚来信为困难。道家的“道”，便是这样一个难以涯限的概念。
    显然，中国史研究当中所发生的种种不协调，从根本上讲，实源于中西方哲学在认识论范式上的内在差异。历史研究的国情意义是不可否认的，道理很简单，即：能够解答一切问题的方程是什么问题也解答不了的。此亦如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时所指出的：“它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希望本世纪发生的问题，能够在下个世纪获得真正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