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样，在这个历史最悠久（之一）的国度里，历史学却成了人们最不喜欢的学科（之一）；当别人把这五千年的历史当作现代中国的一部分而加以研究，甚至心存羡慕的同时，这一悠久历史的子孙们却正想从她的背景中解脱出来。遥远的历史就这样和鲜活的现实碰撞在一起，从而将史学推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史学不能抛弃自身的特性而迎合这个鲜活的现实；脱离现实太远，史学便又失去了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照此看来，很难说史学的境地会在短期内有所改善。
    但历史是割不断的。今日改革开放及其所带来的变化，是中国历史上长时期闭关锁国反向作用的结果。中国一直在摸索一条能在短时间内赶上西方列强的道路，但又往往欲速则不达，而且总是以一方面的牺牲作为另一方面发展进步的前提。在国外看来，这是一个民族不成熟的表现。历史学的功用，就在于警示世人避免这样一种发展模式的往复循环，从而推动我们的人民和整个民族成熟起来。实际上就是把古老的历史与鲜活的现实衔接起来。与此相联系，作为人文科学，史学应在提高民族的人文素养方面发挥作用。
    经过百余年的摸索、探求之后，中国人终于把加入到市场经济的世界潮流中来作为自己摆脱落后、跻身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的道路选择。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是，现代化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归根到底靠的是人才。而人才问题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掌握技术问题。衡量人才的标准，就个体而言，首先就有一个文化素养和文化品格问题；就一个集团或群体而言，首先就是一个人文教养问题。就全社会而言，人文教养往往影响到一个社会的治、乱、兴、衰，并且通过塑造一个民族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对这个民族的前途产生深远影响。实际上，我们现在社会上的许多弊病，不是起因于贫穷，也不是起因于所谓法制的不健全，而是起因于人文教养的缺乏。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是国家大力支持创办人文学科基地、并促其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幅射源的原因所在。实际上，西方国家是在现代化进程已经完成、物质生活相当丰富之后才出现人文教育的滑坡和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失衡的。而我们尚在现代化进程中就已经开始品尝由于忽视人文教育而种下的苦果了。
    21世纪无疑是综合国力竞争的世纪。西方领导人所强调的综合国力，在很大程度上强调的是他们的精神力量；而我们则更多地强调的是综合国力中的物质力量。西方，特别是美国领导人在自己国家的精神文明陷入危机的情况下，竟依然放手向东方国家，特别是向中国的精神文明提出挑战，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中国加强自身精神文明建设的紧迫性。21世纪实际上将成为各大力量文明竞争的世纪。时代呼唤着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表现出能与其他大国相匹敌的精神力量，因而也在呼唤着中国推出新的人文科学。人文科学关系到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和人文导向，关系到一个民族精神力量的塑造。
    史学要想在遥远的历史和鲜活的现实之间发挥粘合作用，摆脱目前的尴尬局面，应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是它的教化性。这种教化性当然不是表现在我们那些板着面孔训人的史学论著中，而是表现在能给人以知识和美的享受的多种形式的作品里。中国史学博大精深，许多史学作品也是文学和哲学方面的力作。但是到了我们手里，史学论著往往成了干巴巴的教条。史学要想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立足之地，就必须改变自己，使自己易于被人们所接近，所接受。其次是它的开放性。中国史学对外闭关自守，内部门户相斥这一基本事实至少就削弱了自己对社会，对其他学科的吸引力。在中国史学界内部，搞中国史的人很少涉猎世界史，搞世界史的人也往往偏废中国史。即使在中国古代史这一专业内，往往也是搞秦汉的不能教明清，搞明清的不问战国，形成过多的条块和壁垒。大多数史学工作者都是以一个二级学科，甚至二级学科以下的某个方向作为自己的专业，从事打井式研究。结果历史科学被分割了。与此同时，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距离就更远了。多数人对与其他学科交叉不感兴趣，起码不想主动去接近其他学科。跨学科研究被许多人视为非分之事，甚至嗤之以鼻。这种情况是中国史学顺应时代要求、改变自身处境的最大障碍，也是中国史学难以同国外同行沟通、并使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合作的最大障碍。第三，理论性。缺乏理论特色是中国史学各学科的通病，也应该成为“新”、“旧”史学的主要差别。新史学的理论特色既可以是开放性的一个结果，并进一步促进史学同其它学科的沟通，同时又能够提高教化性的水平与层次，并最终使中国史学同时代合拍。
    中国史研究亟待走出误区
    自郭老不承认中国有特殊国情，说中国人既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以来，唯物史观便君临了中国史研究领域。作为唯物史观之认识论根据的辩证唯物主义，至少有这样几个比较明显的理论特征：1、凡事都要依思维与存在这一哲学的基本对立关系而一分为二，即找出相互斗争的矛盾；2、主张在派别归属上要非此即彼：要么唯物，要么唯心，对动摇于二者之间者，一般都划归为唯心主义；3、强调对抗的辩证法，即强调对抗之间斗争的一面；4、把辩证唯物主义视为终极原则，认为世界只可以通过物质存在而知之，形而上学和怀疑论无须存在。这些认识论特征，实导源于思维和存在的根本对立。这种对立，易使整个世界发生普遍的分裂，因为它可以把一切对象都一分为二，并使双方绝对地对立起来。“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云者，实际上不过是该原则的具体展开罢了。于是，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便当然地表现为生产斗争；而在群我人际间，则表现为阶级斗争。它构成了一种范式，即：“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便是辩证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模式。在这里，人们首先看到的是阶级斗争，它已被概括为除原始状态以外的全部社会特征。即：“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4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所谓“阶级斗争”，指的是不同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和斗争。辩证唯物史观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不以思维或精神为转移的物质存在。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由物质存在来决定，这恐怕是该理论之所以被称为唯物主义的根据所在。当人们把所有的社会矛盾都归因于人的经济行为时，整个社会便自然要以经济状况为唯一划分标准而“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而阶级斗争在经济生活中又具体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作为生产力主要因素的直接生产者在这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革命过程中，则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些生产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称谓，如与自由民相对的奴隶、与贵族相对的平民、与领主相对的农奴、与行会师傅相对的帮工和与资本家相对的工人等，“一句话”，即“被压迫者”阶级。这应该是唯物史观中阶级倾向主义之所自来的逻辑根据。当着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尚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到缓解和抑制时，双方的斗争是隐蔽的；而当量的增长达到极限，公开的斗争--“革命”，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因为既然矛盾是由“物质-经济”原因引起的，那么，解决该矛盾，也必须要以“物质-经济”行为为手段，即：“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于是，以毁灭对方（自然是被压迫阶级起而毁灭压迫者）为形式的武装斗争（物的冲突）便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它透露出的，是黑格尔关于逻辑统治世界之信念的余绪，即政治冲突的结局就应该总是以建立某种更为先进的制度为目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革命的”这一命题所暗示的其本身不可能达到任何最后静止状态的特性，使人们难以相信，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果真就不会发生革命了。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说“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8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而没有讲过倘无阶级冲突这一动力，社会进化将怎样实现。它形成了一个奇异的现象，即：其理论中手段与目的本身也构成了一对儿永远无法接近的对立的两极。尽管这有违理论初衷，但结果却只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