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子开始，儒家就围绕着君臣关系、天子与诸侯国的关系作了许多的论述，这些论述不仅包含着丰富的儒家伦理思想，同时也寄寓着他们建国、治国的理想。这些建国、治国的思想，在历史上曾经对后代的政体、国家制度给予了极重要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不是单方面的，儒家思想给时代以影响，反之，变化的、动荡的时代也给儒家思想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本文认为：对儒家的与伦理思想交融在一起的建国、治国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从诸侯分封到君主专制这一历史演化过程。
    同孔、孟、荀一样，《谷梁传》也对国家政治表示了热切的关注。《谷梁传》众多的论述，不仅有对政治制度的构思，而且有关于国家组织形式的设想。
    《谷梁传》的君、天子，决不是孔子、孟子的君、天子，而是荀子心目中的君、天子。荀子认为君主“尊无上”、“执（势）至重”的（《荀子·君子》），是国家政权的中心。为了巩固这个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地位，荀子强调君权必须集中，“事业听上”、“威不分”（《成相》），国家要听从君主的决断，君主的权威不能分散。《谷梁传》认为：在整个社会中，地位最高、最尊的是君、天子，权力最大的也是君、天子，无人可与匹敌。君、天子的命令不可抗拒，他的威权，就是以命令的形式表示出来的。
    在《谷梁传》里，君的至尊地位是以君臣的截然划分而突出的，表现在它把“世子”亦严格地划在臣的范畴。它虽然认为“天子世子世天下”（隐公五年），承认世子的嗣君地位及其尊贵，却仍然把世子划入臣的行列之中。在《谷梁传》构拟的国家机构中，一方面是天下一人的天子，一方面是以世子为首的臣。毫无疑问，这种将世子划入臣的行列中的作法，是为了突出天下一人、天子至尊，宣扬举天下而奉一人。世子与君的亲亲之情、世子的继嗣君身份，完全被臣的地位与义务所束缚。
    作为臣与作为子，虽然都是听命于尊长，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根本不同的，父子关系是一种血亲关系；君臣关系只是一种义合的关系。到了韩非子，君臣之间就变成了纯粹的利合关系。父子之义，逃于天下而无可避，无可去；而君臣关系却是松懈不固定，随时可以解脱的。《谷梁传》严格地以世子为臣，无疑是与加强君主权力相关的。在君主专制的政体里，除了天子一人而外，任何一个人都处于听命、服从的地位，处在等级森严的官僚阶层中。形形色色的官僚吏士，不过是专制君主的耳目臂膀而已，世子作为臣，也不过是这众多的官僚中的一个，他同他们一样，也要受君之役使。将世子划归臣的行列，君、臣的界线如此分明，是前此的儒家任何学派都没有的。
    在《周礼》里，言及服用、饮食时，往往王、王后、世子并论，世子的费用、开支，与王、王后一样，可以不受限制。它突出宣扬王的至尊地位和各种各样的威权，但并未对世子的地位和权利作一明确的设计。从《周礼》所设计的官制来看，臣之最高者为天官冢宰，而不是世子，因此可以认为，《周礼》中的世子，不在臣的行列，其地位当在冢宰之上。《仪礼·士冠礼》说：“天子之元子犹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也。”《礼记·郊特牲》也有这种说法。《礼记·王制》说：“诸侯世子世国，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赐爵，视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国。”都认为天子、诸侯的世子尊同天子的元士，地位是比较低下的，同“臣莫尊于世子”的《谷梁传》不同。《谷梁传》隐公五年记曰：“桓，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块然受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则其所善焉何也？是则变之正也。天子微，诸侯不享觐；桓控大国，扶小国，统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会齐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变之正也。”《谷梁传》认为，王世子不能象王一样受诸侯之尊；王世子以王命会诸侯，乃是变之正，并非正礼。王世子不能会诸侯，是尊天子；王世子含王命会诸侯，也是尊天子。会诸侯是天子的权分，与王世子毫不相干，在《谷梁传》中，世子唯一得到确认的地位，是臣，最尊的臣。
    在《周礼》中，冢宰是六官之首，辅佐王治理国家。冢宰之职，《公羊传》以“相”名。《公羊传》隐公五年说：“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则何以三？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左传》有冢宰，而无国之宰。《公羊传》也认为“宰者何？官也”（隐公元年），称宰者，并非都是执政，也有宰士。所以，在《公羊传》、《左传》里，宰并不是后世“宰相”的意思。《谷梁传》的宰，却有“为政者”的意味。《谷梁传》僖公九年记曰：“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这儿的“宰”，显然是指为政者。在《谷梁传》里，没有《公羊传》“宰士”之说，也没有以宰为官名的说法。“天子之宰，通于四海”之“宰”，是与《荀子》、《周礼》的冢宰相近的。《荀子·王制》说：“本政教，正法则，兼听而时稽之，度其功劳，论其庆赏，以时顺修，使百吏免尽而众庶不偷，冢宰之事也。”又说：“故政事乱，则冢宰之罪也。”从荀子所述冢宰之职来看，冢宰实际上是百吏之长，集国家政务于一身之人。荀子还有“相”，“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荀子·王霸》）无论其名为相，还是冢宰，都是指国家政务的实际主持人，也就是《谷梁传》所说通于四海之宰。在春秋战国时期，主持国家政务的大臣也确实存在，因此《荀子》、《周礼》、《谷梁传》对此有所反映。《谷梁传》认为，这些为政者，实际上是权臣。《谷梁传》桓公十一年记曰：“祭仲易其事，权在祭仲也。死君难，臣道也。今立恶而黜正，恶祭仲也。”祭仲是郑的为政者，其权势之大，竟可以废立诸侯国君。对这些违犯臣道的权臣，《谷梁传》是深恶痛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