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的财用主要出自田赋。田赋不仅关系着国用，而且关系着民生，所以《谷梁传》在田赋问题上有很多的论述。宣公十五年鲁国初税亩，由井田制而改为履亩十取一。哀公十二年，鲁国又用田赋。《谷梁传》认为初税亩、用田赋皆非正。《谷梁传》认为井田制能多给人民一点好处，“古者什一而税”，而今履亩而什一，取民之利“为已悉矣”。《谷梁传》所记述的井田制，是三百步为一里，方里为井，一井田计有九百亩，而公田有一百亩，居中。民居于公田之上，井、灶、葱、韭都是占用公田或从公田上拿取的。私田由井民耕种，有专门的官吏主管农事；公田由井民共同负责耕种，无主管之吏。“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谷梁传》的这段论述，与孟子之说非常相似。《孟子·滕文公》说：“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徒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焉。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我们认为，上古时代可能存在过井田制一类的土地制度，这在古代史料中颇有印证（参见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齐鲁书社84年版）。另外，从毕战问井地之事也可以看出，当时必有关于井地的传说，不过语焉不详，所以向孟子请教。孟子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加入了自己的设想，也就是说，孟子所叙述的是滕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井田制度，而不是上古时代井田制度的真实反映，这从孟子最后所说“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可以很清楚地说明。他认为滕国实行的田地制度，应该分别国、野，使君子与野人有区别。野九一而助，国什一自赋。野实行井田制--“所以别野人也”，而在国中并不实行井田制。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古代的真实，是需要下一番功夫考证的，也非本文的内容所能容纳。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否在滕国得到了实行，已经不可得知。但从《谷梁传》井田制的记述与孟子惊人地相似来看，《谷梁传》必有取于孟子。
    《谷梁传》对井田制的赞同，并非只是由于它是古代实行的土地制度，就为它唱赞歌，而是因为井田制能够给劳动者多一点“利”。实行井田制，屋舍、井、灶等都可以取于公田，而履亩十一而税，这些好处就统统没有了。赞成还是反对井田制，不在于它是一种先进还是落后的土地制度，也不在于它是束缚还是解放了生产力，而在于它是否有利于民，这与《谷梁传》重民的思想是分不开的。《谷梁传》是不“重利”的，它认为初税亩、用田赋都是夺民之利的作法，是要尽民之力而谋利。坚持重民不重利，使《谷梁传》站到了土地制度改革的对立面。
    《谷梁传》在国家军队的建制、庙制、城制上也提出了许多的见解，但往往有相互矛盾之处。如《谷梁传》认为：“古者天子六师，诸侯一军”（襄公十一年）、小国无师（僖公元年）；但鲁国建三军，又于昭五年“舍中军”，则为二军，而《谷梁传》说“贵复正也”，那么其所谓“正”，即指诸侯国应为二军，这就与襄十一年“诸侯一军”之说不相符合。《左传》庄公十六年记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应当说是诸侯军制的正确记述。而如诸侯立三军、二军，是春秋时代诸侯势力壮大，侵伐战争不已的必然结果，已经毫无礼制可言。《谷梁传》的这种矛盾，同样是时代的累积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