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梁传》认为：诸侯若有不臣顺的行为，或有过失，天子有权惩治之。僖公二十八年说：“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此入而执，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于卫也。归之于京师，缓辞也，断在京师也。”《谷梁传》所反映的国家，也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王命无所不在，天子有最高的威权，诸侯都得听命于天子，所以，“断在京师也”。
    天子之为天子，王之为王，是得民而王，“民之所归往也”。而诸侯之为诸侯，却是由天子封土分民爵命而定。《谷梁传》襄公二十九年记曰：“古者天子封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满城以自守也。”《谷梁传》所说的古者，其实是《谷梁传》对古代社会的测度，是它对封国建侯的设想。以为土地足以容民，民足以满城而封建诸侯，完全是理想化了的。古今之人都认为周封建诸侯是“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左传》定公四年），《谷梁传》却认为诸侯建国必有土、有民，有城而自守，这是与“藩屏周室”不同的。自守与藩屏周固然相为依存，但孰先孰后，却决定着周封建诸侯的意义。诸侯国以“自守”为重，则藩屏周就不免成为空话，相反却突出了诸侯国的自立、自主的地位，削弱了诸侯对周王室的拱卫与依附。应该指出，《谷梁传》的封土建侯以自守的说法是值得注意的。
    《谷梁传》认为，一个国家的建立，不仅要有土、有民，还应该设官职民。建立各级官吏来处理国家事务，使人民各务其业以事奉其上。“古者立国家，百官具，农工皆有职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民各有其事（成公元年）。所谓百官具，就是任命各级主事之官。很清楚，《谷梁传》的国家结构是君处于民之上，而民的管理是由各级官吏具体负责，各级官吏又是听命于君的。
    《谷梁传》的四民，也见于《国语·齐语》：“管子对曰：‘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为之终，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者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易。’公曰：‘处士、农、工、商若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令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则士之子桓为士……’”他们都把士作为四民之一。从管子的叙述来看，士的职业就是教与学，言义、言孝、言敬、言悌，并非劳力之人，与农、工、商是截然相异的。尽管如此，它仍然属于民的阶层。《吕氏春秋·上农篇》说：“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只有三民，没有士民，与《谷梁传》、《国语》相异。从《国语》与《吕氏春秋》的记载来看，它们都已经注意到了民之分职，其分类也大致相当，只是士的归属不同，《谷梁传》、《国语》以士为民，《吕氏春秋》不以士为民。士的地位的变化如此微妙，是很值得研究的。《春秋》三传之士，所指各不相同。《公羊传》僖公十年记曰：“献公病将死，谓苟息曰：‘士何如则可谓之信矣？’”’此士包括卿大夫而言。《左传》中的士，所指对象很复杂。《左传》桓公二年曰：“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这里的土地位比大夫低，而比庶人、工商之民要高。它有时又指兵士，如“三军之士”（宣公十二年）；有时又指卿大夫的家臣，如“庆舍之士”（襄公二十八年）；有时又总括卿大夫而言，如“其执政之三士乎？”（襄公十年）。《谷梁传》中的士，不是指天子之士（定公十四年），就是指诸侯之士，都是贵族有爵之人，并非与民同列。《谷梁传》庄公二十五年记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陈五兵、五鼓；诸侯置三麾，陈三鼓、三兵；大夫击门，士击柝。”僖公十五年记曰：‘因此以见天子至于士皆有庙。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这些士，显然与四民之士不同。因此，我们可以说，《谷梁传》中的士具有双重的地位与身份。
    士之地位变迁，大概是在战国时期。战国时，贵族政体解体，贵族没落沦为庶人者比比皆是，而各种各样的士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这些新型的士，并无显赫的身份与地位，一为人主所用，就身价百倍，为人所不可企及。众多的士，积极参予政事、国事，形成了新的官僚阶层；而待价而沽，未为人主所用之士，构成了民的一部分--士民。国家结构发生了变化，民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谷梁传》中的“古之四民”，正是这种变化了的社会的反映。
    《谷梁传》设计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等往来，和平共处的关系。天子无事，则诸侯相朝，以交好邻国。邻国发生灾荒等，各诸侯国也有义务互相帮助。庄公二十八年记鲁国“大无麦禾”，臧孙辰告籴于齐。《谷梁传》曰：“诸侯无粟，诸侯相归粟，正也。”这与《周礼》基本上是相同的。《周礼·大司徒》曰：“大荒大札，则令邦国移民通财，舍禁、弛力、薄征、缓刑。”救荒，主要是由各诸侯国互相“通财”。从《左传》所记秦晋两国饥荒互相借粮，以及“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隐公六年）的记录来看，诸侯国之相归粟，以及诸侯国归粟于京师，是春秋时代普遍的社会现象。天子对于诸侯的饥荒，并没有赈济的责任。也就是说，只有诸侯向天子时献、贡职，而天子无须顾恤诸侯，这似乎也是遵循天子不聘诸侯的原则，天子与诸侯之间的经济联系通道，只是单向的，由诸侯而向天子。这种单向的经济联系，必然是松懈而不牢固的，诸侯在经济上遇到困难，得不到天子的帮助，没有天子有力的支持，只能转而求于邻国，这必然会产生离心力，而危及天子对诸侯国的有效控制。
    春秋时期，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诸侯国之间战争不已，《谷梁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小国要想得以生存，必须灵活地运用外交手段，比如在大国军队压境之时，饰城而请罪，以避免更大的牺牲。《谷梁传》襄公二十五年记曰：“古者大国过小邑，小邑必饰城而请罪，礼也。吴子谒伐楚，至巢，入其门，门人射吴子，有矢创，反舍而卒。古者虽有文事必有武备，非巢之不饰城而请罪，非吴子之自轻也。”巢为楚边境上小国，当吴之伐楚大军压境时，不仅不以礼饰城而请罪，反而射杀吴子。《谷梁传》认为，巢不遵循礼制“饰城而请罪”，是不对的。《谷梁传》所云古者饰城而请罪之礼，不见于他书记载。范宁《集解》释之曰：“饰城者，修守备；请罪，问所以为阙致师之意。”也就是说，小国与大国，国势不等，必不能与之敌，所以要事之以礼，先卑己而请罪，《谷梁传》认为这是小国事大国之道。《谷梁传》、《左传》都记载了齐桓公帅诸侯之师伐楚，楚使屈完问：“大国之以兵向楚何也？”齐桓公说：“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贡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说：“菁茅之贡不至，则诺；昭王南征不反，我将问诸江。”（《谷梁传》僖公四年）盟军以大兵压楚境，所以楚使请罪：“大国之以兵向楚何也？”交战双方询问致兵之缘故，是兵家常事，而《谷梁传》的“请罪”，主要是问“所以为阙”，以示卑下。《谷梁传》寄希望大国能以礼对待小国，释兵而去。从《谷梁传》所云“非巢之不饰城而请罪”，可以看出，对于巢之射杀吴王，坚决抵抗吴军，《谷梁传》是不赞成的。饰城修守备，就是为了退而守战，那么巢之抵抗，应该说是正确的，《谷梁传》为什么要非之呢？原因只有一个，《谷梁传》认为巢没有遵循礼制先请罪，先礼后兵。也就是说，《谷梁传》的饰城而请罪，重在“请罪”，而不在“饰城”。这很清楚地说明了《谷梁传》要求小国面临生死存亡之时，以礼求生存，而不是以抗争求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