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99年，雅典法庭以“不信城邦神另树新神”和“败坏青年”罪将苏格拉底判处死刑，从此给世人留下了一道难解之谜。由于尚未发现原告的控告词和苏格拉底未著一字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关于此案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也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我们认为苏格拉底案件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一方面是苏格拉底被判死刑。而第二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涉及到苏格拉底的人生哲学和人生价值取向，在这里暂不作重点讨论。本文拟在研读原始文献、借鉴和吸收国外国内先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结合苏格拉底案件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对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的原因提出一点认识和看法，以就教于学界。
    （一）五世纪后期雅典社会的危机
    成、住、败、坏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雅典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辉煌与鼎盛后，到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和前429年伯里克利逝世之时，城邦制度和奴隶主民主政治由盛势无可挽回地转入了下降和衰落过程。此后，雅典城邦的内部调节能力大大降低和减弱了，民主政治制度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也正在丧失，其主要表现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及其结束后一段时间内，雅典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尤其战争的失败，引起了普遍的反思，社会、政府和宗教都成了怀疑和重新考察的对象（注：Clifford Moore.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the Greeks:From Homer to 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 [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5.133.108.）。
    在雅典与斯巴达为争夺希腊世界霸权而战的同时，其内部寡头派与民主派的争权斗争也从未停止，甚至寡头派还在前411～前410、前404～前403年两次取得政权。频繁残酷的党派斗争使得社会局势紧张不安，因为：“在他们争取优势的斗争中，没有什么事可以阻拦他们；他们自己的行动已经是可怕了的；但在报复的时候，更为可怕。他们既不受正义的限制，也不受国家利益的限制；他们惟一的标准是他们自己党派一时的任性”（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38～239.）。前410年，民主派在推翻了寡头政府重新掌权后，要求每一位公民必须宣誓捍卫民主制：“我将亲手杀死任何企图推翻民主政治建立非民主政治、寻求建立僭主政治和与僭主有联系的人，我将视杀死这类人为神命之事。”（注：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M].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412.444.447.433.422.）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而告结束，从此雅典丧失其海上霸权地位，贵族寡头派取得政权，建立起三十僭主政治，这个寡头政权对民主派进行了疯狂的报复行动。短短八个月，就有1500人被处死，5000人被流放（注：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M].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412.444.447.433.422.）。由于寡头派的恐怖统治不得人心，不到一年就被民主派推翻了。为了消除三十僭主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平息社会纷争，安定民心，上台后的民主派颁布了大赦令，宣布既往之罪概不追究，并要求雅典公民发誓遵守此令。当政的温和民主派领导人安尼都（Anytos）还提出要处死第一个企图违反大赦令的人（注：N.G.L.Hammond.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M].Oxford:Clarendon Press,1959.412.444.447.433.422.）。但在同时，为了保证其统治地位的巩固和稳定，当政的民主派随时准备更加严厉地对待民主政治的“敌人”。
    随着奴隶主民主政治制度危机的加深，雅典法制的局限性也日益暴露出来，陪审法庭在审判案件时极易为情绪所左右，许多案件因此得不到公正的裁决。如：前415年，海尔美斯（Hermae）渎神案被轻易地与政治联系了起来（前399年被平反）；前406年，雅典人不顾十将军在阿吉纽西（Arginusae）海战中取得的战绩和当时恶劣的天气状况使得打捞营救落水士兵的工作无法进行等具体情况，违反审理程序将其不合法地集体判处死刑。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中的海尔莫盖尼斯说过这样一段话：“难道你看不出雅典人的法庭由于受到言辞的影响常常把无辜的人处死，而在另一方面，由于言辞所引起的恻隐之心或由于申辩的人话说得中听，也常把有罪的人释放了吗？”（注：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89.194.159.8.159.）据记载，陪审法庭就曾因动了恻隐之心而无罪释放了被控为“另树新神”的雅典名妓弗提妮（Phtyne）（注：Robert Parker.Athenian Religion[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214.208～209.210.207.209.200～201.）
    随着雅典城邦制度的衰落和民主政治危机的加深，意识形态领域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宗教已不再能很好地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形势了，也不再能满足社会上一切人的需要了，雅典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观念和不同的“声音”（注：Clifford Moore.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the Greeks:From Homer to 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 [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5.133.108.），但此时的雅典已不像盛时那样宽容和开放，而是表现出保守和顽固的一面，对非正统宗教观念进行了无情的压制，致使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雅典出现了一系列审判和驱逐事件（注：尼尔森认为，对传布非正统观念的自然哲学家的攻击，是由预言家或占卜者借政治目的而发起的，理由是：他们认识到自然哲学家对他们的技术是一种威胁，因为如果像日月食、动物器官的畸变等现象都是自然原因引起的，那他们就不是预言家了，他们的技术也没有价值了。参见Martin P.Nilsson.A History of Greek Religion [M].Oxford:Clarendon Press,1949.5.）。首先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不久，著名预言家狄欧皮赛斯（Diopeithes）提请颁布法令，以便能够依法指控“那些不承认神的人”或“教授空中之事”的人。这是要求惩处不信神者的最高呼声。前431年，自然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被伯里克利的敌人控为“不敬神”并被判处死刑（后逃出雅典）。前430年，修辞学家阿斯帕西亚斯（Aspasia）被控不敬神，但控告不成功（免刑）。前415年，智术家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因写了怀疑性的《论神》而被判处死刑，其书也被焚毁于市场上。前415/4年，由于嘲弄埃琉西斯秘仪，玛里司（Melian）诗人狄雅戈拉斯（Diagoras）被剥夺了雅典公民权并被悬赏捉拿（注：Robert Parker.Athenian Religion[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214.208～209.210.207.209.200～201.）。著名悲剧家欧里庇德斯也曾被指控为“不敬神”。
    由此，虽然在传统宗教被严重破坏的意义上，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前5世纪后半期的雅典有一场“宗教危机”，因为许多铭文、祭献、演讲和悲剧可以证实传统宗教在前4世纪时仍像以前一样兴盛，但在思辨哲学被一些人视作一种威胁的意义上，也许是第一次，一种宗教危机确实出现了（注：Robert Parker.Athenian Religion[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214.208～209.210.207.209.200～201.）。实际上，希腊从宗教向哲学的过渡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已经开始了（注：F.M.Cornford.From Religion to Philosophy [M].New York: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57.序言。）。到了前5世纪，哲学家在雅典社会上占据的地位愈加突出，影响也愈加深广，足以让奴隶主民主政治当权者感到一种威胁。
    综上，前5世纪后半期的雅典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宗教和社会危机。到了前5世纪末，雅典的民主政治环境更加特殊而敏感。苏格拉底审判案件既非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的最早事件，也非最后事件，而是这类攻击事件的一个顶峰（注：Robert Parker.Athenian Religion[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214.208～209.210.207.209.200～201.）。